愈膏肓疾賦.docVIP

試論柳宗元三篇寓言賦—〈瓶賦〉、〈牛賦〉與〈愈膏肓疾賦〉　　 　 陳彥君＊　　　　　　柳宗元處在這樣的時代，對賦除了「蓄流」外，在騷體賦的再興上，也兼具繼承與創新的精神，柳賦和唐代流行的律賦相較之下，顯得更有個性，故引發筆者一探究竟之動機。筆者本文擬論析柳宗元作品中涉及寓言的辭賦作品：〈瓶賦〉、〈牛賦〉、〈愈膏肓疾賦〉三篇，先探析寓言與賦的關係，再探究柳宗元這三篇寓言賦的內容，接著論析柳宗元寓言賦中的情感意象，試圖藉此爬梳能對柳宗元三篇寓言賦加以釐清。　 　　 　　 　 　　 　　 　 　 　 　　 　　　　　　柳宗元因此被貶到永州十年，後又被貶到柳州，雖在元和十四年受赦，然而他尚未離開柳州，便因身體不支而長逝柳州，享年四十七歲。柳宗元為中唐著名之大文學家、思想家，其研究乃是中唐研究的大宗，其中，山水遊記、寓言、傳記文等均為最熱門的研究專題，遠遠超過其他文類，呈現冷熱不均的的現象。洪迎華、尚永亮在〈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顧〉中提到「散文研究和思想研究數量最為龐大，而柳詩研究相對薄弱，辭賦和小說研究尤為冷落。」趙繼紅在〈20世紀柳宗元研究綜述〉中也指出「對於辭賦的研究，嚴格說，到鼎盛期才為學者重視，不論研究的廣度或深度，還是研究的絕對與相對數量，都無法與散文、詩歌等傳統的文體相對應。」　　　，大大發展了寓言文體，雖然數量不多，卻富有形象性、諷喻性，並廣泛運用於詩歌、辭賦、雜文中，在中國古代寓言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更生稱其「開闢了我國寓言發展的里程碑」陳蒲清則認為「柳宗元的寓言是中唐那個時期的現實的藝術結晶」然則，柳宗元的辭賦作品也不容小覷。唐賦在歷史上的地位具有「蓄流」與「演變」的特質，柳宗元處在這樣的時代，對賦除了「蓄流」外，在騷體賦的再興上，也兼具繼承與創新的精神，柳賦和唐代流行的律賦相較之下，顯得更有個性，故引發筆者一探究竟之動機。筆者本文擬論析柳宗元作品中涉及寓言的辭賦作品，在《柳宗元集》中，題為「賦」者共有：〈佩韋賦〉、〈瓶賦〉、〈牛賦〉、〈解崇賦〉、〈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愈膏肓疾賦〉等九篇，收在第二卷古賦，此為狹義的賦。廣義的賦則是除了這九篇外，還包括〈乞巧文〉、〈哀溺文〉……等騷體文，以及〈愚溪對〉、〈天對〉、〈答問〉、〈天問〉等，蔡玲婉在〈柳宗元騷體文探析〉提出一番見解：　　 　　　 　　　　　　　　　　　　　　　　　　　　　　　 而《寓言篇》則云：　　　　　　　　 　 所謂「寓言」指的便是借用別人說的話，來表達自己所要談的道理；「重言」是假託歷史名人來傳達寓意的言論；「卮言」則是自由發揮的言談。「寓言」一詞演變至今，已經有了轉變，和莊子所說的「寓言」不同。陳蒲清認為「寓言」需具備二要素：一有故事情節，二有比喻寄托，言在此而意在彼，陳蒲清根據第一要素，將寓言與一般托物言志的詠物詩、禽言詩以及其他寄託理想的詩文區別；根據第二要素將寓言和一般故事區隔。在柳宗元的作品中，有許多文類皆涉及寓言，陳蒲清認為像〈斬曲幾文〉、〈招海賈文〉、〈愚溪對〉、〈牛賦〉、〈瓶賦〉、〈愈膏肓疾賦〉、〈跂鳥詞〉、〈籠鷹詞〉、〈放鷓鴣詞〉等作品，缺乏完整的能顯示寓意的情節，歸入寓言值得商榷。然而，柳宗元在這些作品中使用了寓言的手法技巧則是不可否認的。　 雖然寓言這個文體直到民國初年才被清楚編排在文章分類學中，但是，它早已用別的形式出現在文學上，例如「隱語」這個形式便和寓言有關，春秋時期流行在軍事、外交或是進諫國君的場合，使用隱語旁敲側擊、婉轉諷諫，如《國語．晉語五》曰：　　　　　 　　 《左傳．宣公十二年》云：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春秋時期隱語的大量使用、流傳，大大促進了寓言的發展。劉知幾則說：「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正面肯定了當時寓言的功用。　　 另外，寓言與賦的關係也早已產生，劉熙載《藝概．賦概》曰：　　 　　 《風》詩中賦詩，往往兼比興之意。鍾嶸《詩品》所由，竟以寓言寫物為賦也。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際，不必有言也，以賦相示而已。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為用幾何！　 　　 劉熙載提出賦兼具比興的作用，古時候人與人之間交際，互相以賦來表示言外之意，其中「以寓言寫物為賦」、「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兩句，明確指出寓言與賦之間緊密的連結。饒宗頤對寓言在賦中的功用，也有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