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死记硬背”.doc

语文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死记硬背”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非常推崇背诵。朱熹就主张，记忆在前，理解在后。他说：“曰：其熟读精思者，何耶？’曰：《论语》一章，不过数句，易以成诵，成诵之后，反复玩味于燕间静一之中，以须其浃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复论辨，虽若不可捱者，然其条理疏通、语意明洁，徐读而以意随之出入往来，以十百数，则其不可捱者，将可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间矣。大抵观书，先须读熟，使其言若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意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之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 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载：“朱子曰，荀予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涌，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热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熱，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件，发明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己之学也。” 朱熹所说的先“熟读”，后“精思”，即是指先不解其意的“死记硬背”，而后再去深思，理解文意。 　 　 提出反对“死记硬背”，是到清朝末年才有的事。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传统的诵读、“死记硬背”，是让学生“读死书，死读书”，最终只会“读书死”。“死记硬背”是封建教育遗害儿童的一剂毒药。 清末《钦定学堂章程》关于“功课教法”强调：“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诵读次之”。至此，记忆和理解二者的关系颠倒了过来，理解成为第一位的了。辛亥革命后，废“讲经读经”科，“先理解，后背诵”的语文教育理念被接受、继承下来。解放后，历次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都贯穿着教师要使学生“读懂课文”，“正确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的要求，以致诵读之风至稀。1992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虽然又提到了背诵，但总不忘强调，背诵“要讲究方法，要在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叙述顺序的基础上进行。”人教社中学语文教材的主编刘国正就十分提倡背诵，但他仍然强调背诵必须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近一个世纪以来，语文课堂上老师之所以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讲解”课文上，其重要的认识根源就在这里。现在，已经到了“迷途知返”，为“死记硬背”平反正名的时候了！ 一般来说，记忆是应在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这个讲法并没有什么不妥，这是一般性原理。但是，如果将它“泛化”，把心理学的一般性原理当作普遍真理，没有区别地运用于所有的人身上、事情上，特别是简单套用在语文教学上，那就很不妥当了，这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人类有两大学习能力，即记忆力和理解力，记忆犹如电脑资料的输入和保存，理解犹如程式的设计和应用。没程式空有资料，则资料是死的，没资料空有程式，程式却是虚的。二者缺一不可，但记忆力和理解力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发展曲线是不同的，一个人的记忆力发展是自零岁开始，一至三岁即有显著的发展。三至六岁，其进展更为迅速，六至十三岁，则为一生中发展的黄金时代，至十三岁为一生记忆力之最高峰，以后最多只能保持此高点，往往二十岁以后，心境一不平衡，便有趋下的可能。而理解力的发展，与记忆力大有不同，理解力也是自零岁开始酝酿，一至十三岁总是缓慢上升，十三以后方有长足之进展，十八以后渐渐成熟，但依然可因为经验及思考之磨练而一直有所进步。儿童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和年龄增长的关系，恰恰呈相反的状态。 与此对应的，是“机械识记”（就是死记硬背）和“意义识记”（就是在理解基础之上的记忆，我在《简易之道三字经》中已经讲过这个问题）。机械识记的记忆能力在童蒙阶段占主要地位，随着年龄的增大，才逐渐向意义识记为主的方面转化。对于蒙童而言，记忆是他的强项，理解是弱项，运用机械识记，完全符合儿童的记忆心理特征。在其记忆力正发展的时候加以训练，其记忆能力会达到较高的顶峰，一辈子维持在较高的水准上，一生都受其益。因此，儿童在学习语文（母语）方面，其记忆储存的最佳期是四五岁至十三四岁（蒋庆先生称之为“语言模仿期”），这段前期，记得快、记得牢。正是由于大量的“死记硬背”才能使儿童的语言能力、记忆能力突破量变达到质的飞跃。这个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明了”、“理解”，囫囵吞枣就囫囵吞枣吧!生吞活剥就生吞活剥吧!只要吞下去就行。吞得越多越好，怕的就是吞得太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