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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医学模式及中医契合 　【关键词】 新医学模式 治未病 中医的发展 　　新医学模式是在当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在现代化大工业文化背景下，疾病的解释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种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以生活方式病、老年病、慢性病为主的社会疾病谱背景［1］。同时，现代西方医学在科学主义价值崇拜下，技术工具的盲目使用导致医药费持续攀高。医生过分依赖昂贵的精密仪器来研究“病”，却忽视了“人”这一主体，出现只见疾病不见人的状况，导致医学人文的危机和失落。针对上述状况，美国的戴依在1977年主张：人类的健康应表现为生物-心理-社会的健康。其后，恩格尔在《科学》杂志上提出新的医学模式——“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所谓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辞海》中解释为“人类的健康与疾病取决于生物、心理和社会等各种因素，保护与促进人类健康，要从人民的生活环境、行为、精神和卫生服务等多方面努力”［2］。《新生命伦理学》则认为新医学模式是针对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现代医学丧失人性、已成为“尸体医学”的现实提出的，它从大卫生观出发，重新认识到人的健康应包括机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道德上的良好等方面，强调医学应是完整人的医学和“活人”的医学［3］。 　　新的医学模式力图改革单纯生物医学模式，遏止盲目技术至上主义带来的危害，引导人们改变对疾病、健康、医学任务的认识，医生的职责将不仅局限于治疗疾病，其重点会转为预防疾病，开展保健服务，增进健康，从“以救治病人为中心”转变为“以保障健康为中心”，从“技术服务”转变为“社会服务”，从“医疗服务”转变为“预防保健服务”。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医学自身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新医学模式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这种医学模式的转变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1 新医学模式与中医的契合 　　1.1 近代以来中医面临的困境近代以来，自从德先生、赛先生进入中国，中国人就迷信于西方的坚船利炮造成的话语霸权。西医快速的疗效，一整套规范的医学行为方式，很快就得到民众的认可。在西医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医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给中医以致命的打击；20世纪50年代对中医的排斥和歧视盛行一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中医阴阳五行存废的问题争论不休；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不停地追问中医是不是科学以及中医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在理论上中医面临一次次打击，在实践中也不例外。国家卫生主管部门最新公布的全国卫生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西医从业人员558.39万人，中医40.72万人，中医占11.4%；西医院1.68万个，中医院0.26万个，中医占15.47%。在一些发展得比较好的中医医院的盈利项目中，西医项目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4］。经过长期碰撞，西医已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体系，中医则逐渐边缘化。 　　1.2 中医与新医学模式的契合当前，人类的疾病模式发生了变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份资料表明，1977年美国1岁以上死者的10种主要死因与影响健康的4个主要因素的比例关系中，心脏病、肿瘤、脑血管病占前3位，影响健康的4个主要因素依次为：①生活方式和行为，它包括吸烟、摄入脂肪过多、缺乏体力劳动、性格因素等；②人类生物学因素，它包括遗传、免疫缺陷等；③环境因素，包括污染、辐射等；④社会保健服务制度，包括医疗费用支付制度、服务方式等。它们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比例依次是：48.99%，3.2%，17.6%，10.3%［5］。不仅一些发达国家的有关资料是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有关资料也呈现出类似变化。 　　同时，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心理所承受的压力日渐加重，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越来越多，以致医学界不得不把“亚健康”列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头号大敌。“亚健康”是指人体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边缘状态，又叫慢性疲劳综合征或“第三状态”。世界各国医学家对“亚健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没有发现 “亚健康”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因而缺乏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手段。据统计，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患者年龄多在20～45岁之间。美国每年600万人被怀疑处于“亚健康”。澳洲处于这种疾病状态的人口达3700万。不久前，日本公共卫生研究所的一项调研发现，接受调查的1000名白领员工中，有35%的人正忍受着“亚健康”带来的病痛，并且至少有半年病史。 　　中医发展的核心首选角色定位，要找到中医突破困境的出口，就要找到中医相对于西医独特的魅力。中医之所以区别于西医就是因为它独特的科学抽象思维的辨证论治逻辑方式，不但完全能够驾驭实证技术，而且是完全可以兼容形态结论的［6］，是具有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六经病八纲辨证科学。中医对证的高度抽象化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