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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脾胃学说及升降学说交叉 　 【关键词】 脾胃学说;升降学说 　　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均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中医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学习、研究这2种学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们的内容及其形成发展过程有很多重叠和交叉之处，如果把它们汇成两条线，这两条线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时有交点甚至紧紧缠绕在一起，是不可分的。简而言之，升降之中见脾胃，脾胃之中寓升降。 　　1 内容上的交叉 　　脾胃学说的核心内容———脾胃为人体元气之本，脾胃为精气升降运动之枢纽，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等，无一不与升降密切相关。气机升降可以说是升降学说的灵魂内容，在升降还未引入医学之前，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就把自然界物质的运动变化归于气之升降，所以升降从一开始指的就是气机的升降。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元气之本，李东垣说:“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1］ 可见脾胃与气也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那么升降一经引入医学，必定与脾胃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2］ 这既属升降学说的内容，又属于脾胃学说的内容，既是对水液在人体消化吸收之升降出入的描述，又是对脾胃运化水谷精微的论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3］ 开始运用气机升降出入的理论解释与脾胃相关的病理变化。 　　正因为脾胃为精气升降运动的枢纽，所以脾胃为病必打破人体升降之和谐;正因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故脾胃病，气血匮乏则必升降无权;正因为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所以脾胃病则运化失调，升降无序。由此可知，脾胃病必定影响甚或打破人体升降出入的平衡。同样，升降失调也会导致脾胃病。李东垣认为，脾胃内伤发病的主要病机是脾胃气机失调，升降出入失常，所以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另外，自张元素发现药性升降理论之后，脾胃病的治疗用药又开始受药性升降理论的指导。综上可见，脾胃病的病因、病机、治则、用药与升降亦是联系紧密、密不可分的。总之，升降学说与脾胃学说在内容上大多是杂糅在一起的。 　　2 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交叉 　　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均起源于《黄帝内经》。虽然《黄帝内经》中并未明言升降和脾胃学说，但是有关内容散见于各篇章之中。《黄帝内经》对脾胃的解剖、生理、病理及脾胃病的治疗与预防均有详细论述，同时也论及了有关升降学说的内容，包括升降出入与生长壮老的关系;人体之升降出入，一年四季之气的升降出入，水液在人体消化吸收之升降出入，三阴三阳之升降出入;又言及了脏腑生理上升降出入之特性，并用升降出入失常理论来解释病机，在升降出入理论指导下制定治则、治法，用升降出入理论阐发自然界的运动现象和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4］。所以说脾胃学说和升降学说的萌芽时间均是《黄帝内经》时代，亦即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东汉，张仲景为脾胃学说、升降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伤寒杂病论》中的许多内容奠定了脾胃学说的临床证治基础，为“脾胃论”的临床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张仲景强调“实脾”法则的防治功用，阐述了脾胃病的辨治纲要，坚持和胃固本，祛邪不遗扶正的观点。有关升降的内容，《伤寒杂病论》中论及升降失常所致的病证很多，并且张仲景对此制定了相应的治疗措施，如治病立法顺应脏腑升降之性;知常达变以燮理复杂病证之气机升降;用气机升降理论指导祛邪方法的实施等。而且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在治疗脾胃病的时候充分运用了《黄帝内经》中升降出入的理论，并且加以发挥。张仲景根据脾胃脏腑升降的特性，制定了脾胃病的治法治则，用气机升降理论来阐释复杂病证之病机、病理，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治法治则，从而用升降学说的理论丰富了脾胃学说在临床证治方面的内容。可见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伤寒杂病论》中，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交集。 　　金元时期，由于出现了学派争鸣的鼎盛局面，医家对脾胃学说、升降学说的阐述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角度充实了脾胃学说、升降学说的内容。脾胃学说、升降学说至此基本形成。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金元四大家之中的张元素、李东垣。张元素的贡献在于发现了药物升降浮沉理论，从而将升降学说与脾胃学说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运用药物升降浮沉的特性指导脾胃病的治疗用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可将其概括为:药物运用见升降，治法之中见升降。李东垣则发展、完善了脾胃脏腑升降，认为五脏六腑的升降运动是以脾胃为枢纽，若脾胃虚弱，升降失常，就会发生种种病证。尤其是内伤病变，多责之脾阳不升。李东垣用升降学说的理论高度概括了脾胃病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