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视域中的若干涉农制度的分析研究--_--针对对农民理性的分析.pdfVIP

西 南 政 法 大 学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 经济法视域中的若干涉农制度研究——基于农民理性的分析 内容摘要 传统观念认为，农民与小农生产方式相结合，缺乏前瞻意识、协作精 神和社会适应性，涉农制度应以政府指导为主，关键问题是将农民引向合 作化之路，最终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经济法对涉农问题进行调节 的主要法律形式是鼓励、促进政府对涉农问题的必要干预。自恰亚诺夫发 现农民的经济组织能力和舒尔茨发现农民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后，“农民理 性”问题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现代经济法学认为，涉农制度的构建必须 以农民理性为基础，并通过政府的引导和要素组织功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不断提高农民理性水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申言之，涉农制度是农民 理性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的产物。 中国农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不断发展自己的理性能力，最终在我国 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制度的确 立奠定了我国涉农制度的基础。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国家赋予农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 收益分配权。在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求下，国家通过法律规范、 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方式，鼓励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障农户宅 基地使用权财产性收益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运作。 本文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中心探讨农民理性的发展过程和国家对农民理 性的提炼过程，它们共同推动了涉农制度的基本轨迹和发展方向。 农业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农民的生 存、地主的生活、官僚的薪给、军队的供养、皇权的维系都依赖于农民从 土地中获得的收益。以土地为劳动对象和财富来源，这是所有国家在农耕 时代的共同特征。现代社会仍然依赖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收益供养其基本 生活。 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比任何大国都显得 更为突出。如何以有限的土地供养庞大的人口不仅是农民每天必须面临的 基本问题，也是地主、官僚、军队和皇权必须始终面对的主要问题。中国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业问题。以有限的土地养活了占全 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是中国最骄人的成绩，也是中国最令人信服的人 权纪录。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如何评价农民与土地之间以及与上层建筑 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现代评价体系。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尺度也开始应用于 对农业社会的农民和现代社会的农民的评价。将理性作为评价农民形象的 尺度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工具，难免出现按图索骥的嫌疑。但相对于农 业社会帝王书写体系的工具箱而言，理性尺度所具有的公正性还是更胜一 筹。 1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农民被描写为非理性形象，不符合现代社会理性 的特征。20 世纪 20 年代，恰亚诺夫 （А．В．Чаянов）细描了一幅俄 罗斯风格的理性农民形象，引起西方学界的极大兴趣，但还是认为这一细 描并不符合西方农民的形象，西方农民形象还是“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个 马铃薯”。20 世纪 60 年代，在反思现代社会，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 程中，以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为代表的学者重新捡回这“一袋 马铃薯”仔细端详，在小心谨慎拭去这“一袋马铃薯”身上的尘土后人们 发现了“马铃薯”身上的理性光芒。自此，理性农民的话语在经济学、社 会学、政治学、法学和其他学科中形成一种话语体系。 中国农民理性话语的出现伴随着中国被迫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相对 而言，中外学者对中国农民理性的关注则要持久得多。由于各种意识形态 相互竞争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前，并没有形成中国农民的理性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成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国变革“从边缘处发 生的革命”。农民理性成为学术话语，也成为公共话语，进入世界评价体系。 理性话语开启了对中国农民的重新评价，对农民的评价进入另一个“概 念化书写”的时代。“非理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