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寻符号的魅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doc

从追寻符号的魅力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 ——李学勤访谈录 陈颖飞 陈颖飞：李先生，《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委托我给您做个访谈，以便向学界介绍您的学术道路和贡献，我们现在能开始吗？ 李先生：可以。 一 符号的魅力：从逻辑学到甲骨文——步入学术殿堂 陈颖飞：李先生，学术界都知道您学识渊博，在甲骨文、青铜器、战国文字、先秦乃至秦汉文献、先秦史、思想史等众多领域皆有杰出的贡献，那么，您小时候就爱读书吗？ 李先生：我小时候，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那时候读书全凭兴趣，什么书都读，完全没什么文理科之分，爱读一些理科类书，也爱读哲学家培根、罗素以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的著作，还爱读侦探小说。比如，《科学画报》这个杂志对我影响很大，我七八岁就开始读，每期必买，我的很多自然科学知识都来自这份杂志。所以我对理科比较有兴趣，读中学时理科成绩还不错。跑旧书店是我的一大乐趣，新书比较贵，不能总买新书。当时，我家住北京的东城区，离东安市场较近，东安市场西部的“丹桂商场”聚集了不少书店、书摊，不过那里的书都比较贵。“丹桂商场”东侧有条胡同，也有很多书摊，卖的书比较便宜。另外，东安市场东部，杂耍场和润明楼饭庄附近的二、三道街，也有一些书摊。我去得勤了，店主、摊主都熟了，称我“李学生”。我想要什么书，他们都会帮我留心，《科学画报》的创刊号，就是一位摊主刘珣先生赠送给我的。除了近处的东安市场外，我有时也去远处的隆福寺和琉璃厂，那是北京古旧书业的中心。那时我没钱坐车，每次都是步行去，每次去琉璃厂都从西琉璃厂的商务印书馆开始，穿过东琉璃厂，直到杨梅斜街的中华书局，逐个书店看。 陈颖飞：李先生，您少小时这些阅读，和您的研究领域没有直接关系，对你的工作有影响么？ 李先生：小时候的一些阅读兴趣我一直保持着，像是对科学、哲学的兴趣等等。近年我还是继续看《科学画报》。这些专业外的阅读激励和满足了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视野也随之大开，其实，对我的工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陈颖飞：李先生，您理科成绩很好，那个年代又很推崇理工科，您有没有考虑学理工科呢？ 李先生：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意外，我可能已经学了工科，成为厂长之类的人了。我初中毕业后，曾经报考“国立北平高工业学校 李先生：这个工作从1952年到1953年末，进行了一年多，差不多两年，主要是修改原稿，并补充一部分，成果就是1955年出版的《殷虚文字缀合》。 陈颖飞：《殷虚文字缀合》的工作完成不久，您就从考古所转到历史二所，研究领域也从甲骨文转到思想史，有的学者说，您在古文字、古史与古文献等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的原因之一是您早年研究了思想史，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吗？ 李先生：《殷虚文字缀合》编成之后，当时有个机会认识了侯外庐先生。我认识侯先生很偶然。那时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一位外交部工作的先生介绍我教一位华侨古文。这位先生认识侯先生，对他说有个小孩教人念古文，侯先生就把我找去，说要建立历史研究所，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决定新成立两个历史所，一个古代的，一个中古的，加上原来的近代史研究所，叫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侯外庐先生任二所副所长。后来一所、二所实际上没有分，并在一起叫历史研究所。我征求考古所的意见，考古所也同意我去历史所，说以后再把我要过来。1953年底，我到历史所报到，当时正在筹备，还没有开展工作。1954年春，我正式报到上班，先后在资料室、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还没有研究室。到了夏天，才有研究室，那时叫小组。我就在侯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组工作。 陈颖飞：您调到历史研究所后，直到“文革”前，都是侯先生的助手之一，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在侯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思想史，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主要工作？ 李先生：1954年，我进入历史研究所，就开始在侯先生身边工作。1964年去搞“四清”，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降临，就不可能做研究。所以工作主要是做到1963年。在这期间，我主要是在侯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中国思想史，陆续参加了一些工作。1957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唐宋元明）的编写启动，我执笔了部分章节。这都是严格遵照侯先生指导撰写的，成稿后又经他反复修改。1959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出版上册，1960年出版下册。在参加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很多学术课题，有的很希望继续研究，但没有机会，尤其是对朱子的研究，当时细读了很多他的著作，前些年读到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又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至今也没有能够。这个阶段参与编写的书还有《中国哲学史略》、《中国历代大同理想》、《中国思想史纲》等等。此外，我还发表了一些文章，比较集中的是对方以智的研究。1957年，侯先生发表《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在国内首倡方以智研究，此前对他的研究很少。我们也竭力收集方以智的各种资料，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找到方以智侄子方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