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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古诗词与书法在文人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涂湘东 我国著名的书法家、美术史论家王学仲先生根据中国画的作者身份、表现题材与方法、绘画形式与风格等，把中国画分为文人画体、作家画体、宫廷画体三类。文人画最早是作为一种与院体画相对的绘画风格而出现，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文人画也形成了一个大致的体系，建立了一套具有图像意义、风格规范和技法标准的艺术体系，确立了自己相对的评品标准，而这个体系与标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书法、诗词有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具有重视笔墨趣味，体现文人情趣，诗书画印结合，以诗入画、以书法入画等特征。 文人画的鲜明特点是文学化、诗化，主要表现在“画中有诗书画结合”，绘画配合诗跋、书法、印章，形成一种富有文学意味、富有诗意的整体和谐美。 唐代成就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文化篇章，书法、绘画同诗歌一样达到不可再现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为成熟的艺术之一。董其昌将唐代的王维列为中国画史“南宗”之祖，其原因就是由于他在水墨技巧方面融入了山水诗歌的意境，再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他的诗《题友人云母障子》和五言绝句《崔 兴宗写真咏》都与画有关。苏东坡日:“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洁之画，画中有诗。”将王维的诗和画在意境上联系起来。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高致，也成为后世文人梦寐以求的境界。 “院体画”是北宋绘画的主流，在北宋中期院体画兴盛的同时，在院外的部分文人士大夫当中兴起一股借绘画抒性情的“笔墨游戏”之风，最初以苏轼、文同、米带等人为代表。文同以诗词书画闻名于世，尤以画墨竹为突出。为了求得生动自如的表现，他对于月光下的竹影进行过认真的观察，并用熟练的行草书法的笔势、用水墨的淋漓酣畅和竹枝的挺拔潇洒来抒发自己的意兴心绪。苏轼除了文学和书法的巨大声誉外，对绘画亦颇有兴趣，不仅是文人画创作的实践者和倡导者，更是文人画理论的建树者，他的绘画理论如“神似高于形似”以及“诗境与画境相通”等，对后来士大夫画家的艺术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作品《古木怪石图》，行笔肯定，取势不惑，而且沟通书画笔法，画石用飞白，画竹用楷、行的撇、捺、竖、横等书法技法，画木用折钗、屋漏痕，大都随手拈来，自成一路。 宋徽宗赵信首先开始在画面上题诗，如他的《腊梅山雀图》，自题“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另一侧题“宣和殿御制并书”，又草押“天下一人”，并盖朱文“御书”一印。《芙蓉锦鸡图》也题五言诗一首并落款，然落款、诗、盖印位置似并未用』，没有考虑到整体美，但已构成了诗画的外在统一关系。 确切地说，文人画在元代才到达了成熟阶段，这个阶段是以赵孟顷为开端的。赵孟顷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整色浓艳，便自以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失，百疾横生，岂可观也。”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中国书法与绘画在用笔上，形式美感上本来就相同或有密切的关系，他取法唐人古意，追求中和、雍正、清幽、淡然的境界，开创了不同干宋朝的新画风，并影响到了当时的一些文人，如其妻子管道升，儿子赵 雍、赵麟，外甥王蒙等。其子赵雍的作品《采莲图轴》，上方自题“至正二年十月望日，仲穆画”并朱文“仲穆”一印，似已注意到书画整体和谐美的问题。同一朝代倪云林的《幽涧寒林图轴》，画面上高树远山，风格明洁，布局疏朗，笔墨消散，这与左上端的秀雅冲淡的书法艺术是和谐相应的，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明代的徐渭可谓是花鸟方面文人画集大成者，是我国16世纪初的文学艺术家。他在文学、诗歌、戏曲和绘画史上都有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地位，尤其是绘画方面对后世四百多年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绘画上以写意花卉为主，在艺术上敢于突破常规，大胆创新，把水墨写意花鸟画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常在作品中借题发挥，把悠意纵横的笔墨与题跋诗结合起来，抒发胸中的愤慰。其运笔纵姿，好似草书飞动，善于泼墨、破墨，墨色变化多端，酣畅淋漓。他的作品《墨葡萄图轴》是一件很能代表其水墨大写意风格的作品，构图奇特，信笔挥洒，不求形似，藤条错落低垂，枝叶纷披，以豪放泼辣的水墨技巧造成动人的气势和葡萄晶莹欲滴的效果，画上题诗为“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反映了徐渭对世道不公、怀才不遇的愤愤不平。题款书法为行草，令人联想起画家的不平经历。 清代绘画领域中文人画是主流，与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相随，文人画体系内部在艺术思想、创新态度、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他们大多工书法擅诗文，讲究抒发性情，气韵超逸，富有个性，最富盛名的是弘仁和八大山人等。 朱聋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简笔写意花鸟画，以独特的面貌开一代新风。他的书法亦与他的绘画风格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