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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造就”了辛亥革命 内容摘要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联系，为我们认识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革命推动了新政，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清政府原想借新政（改革）消弭革命、实现王朝自救，但新政的实施却又为革命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当然，新政的实施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是晚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的必然结果。促使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的因素众多，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晚清统治集团长期被动应对危机，不愿主动改革，以及新政时期未能处理好统治集团利益与人民利益及国家利益的关系。 关键词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主动改革人民利益 作者黄福寿，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政党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234） 对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学术界有“告别辛亥革命”一说，认为辛亥革命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辛亥革命不应该发生，没有什么意义，如张鸣教授在《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的《第三只眼睛看辛亥——张鸣教授访谈录》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该文一是认为“新政时期的中国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清王朝灭亡不是因为这个王朝已经不行了；二是认为“辛亥首义是由偶尔因素促成的”，辛亥革命“终止了启蒙”，“共和挂牌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解决，相反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1 ］。本文通过对革命与新政（改革）关系的梳理，对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的原因作了进一步思考，以回应“告别辛亥革命”说，并求教于张鸣教授。 晚清70多年（1840—1912年），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年代。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世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使这个封闭的近乎停滞的东方大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正如马克思所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2 ］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新政、戊戌维新的救亡图存，到清末新政的王朝自救，清王朝统治阶级以极其复杂的心态进行着自觉和不自觉的政治社会改革。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逐渐调整和改造了相沿已久的“祖制”，并自觉不自觉地朝着近代化的建制迈进。它虽然没有超出戊戌维新的社会政治蓝图，但它由“师夷”走向“变法”，由“变器”走向“变道”。它并没有完成向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政治体制的转变，但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设置，如资政院、谘议局，却是封建政体的异军，是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环节。清末新政是以自下而上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双向互动的形式出现的。革命推动了新政，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①，清政府原想借新政实现王朝自救，但新政非但没有延长它的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还“造就”了辛亥革命，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革命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 推动清末新政的动力是多重因素的交织，从内外两方面看，既有民族危机的外部压力，又有王朝自救的内在动力；从国家社会关系看，既有官僚集团的自觉，也有士大夫阶层的推动。在复杂交织的因素中，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革命是推动清末新政的重要动力，革命也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早在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中山于1895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该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中山从此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由于清廷腐败无能，割地赔款，外患日亟，这不但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加深了社会危机。正是经历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面对庚子事变，更多的仁人志士逐渐认识到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道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正像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1905年12月《绝命辞》中所写的：“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指清王朝）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欲使中国不亡，唯有一刀两断。”孙中山则坚定地向民众指出：今天我们要来挽救这个中国，要从哪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卫等执笔，与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