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谱系与文体之间的对应关系.docxVIP

隐喻的谱系与文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一、诗学隐喻的谱系　　在西方,隐喻是一个贯穿诗学历史的理论范畴,在各个时期都有其作用与地位,甚至“隐喻”一词也成了西方修辞理论与修辞诗学传统的代称。但就隐喻本身来说,在各个时期它并不是以一个具有统一内涵与意义的范畴而存在,在不同时期、不同理论中它所具有的内涵、意义与地位各不相同。与此同时,围绕着隐喻形成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变体与范畴,它们一起形成了隐喻的系列,从隐喻的实际运用与理解来看,关于隐喻的认识主要有下列几种。　　最开始对隐喻的系列进行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的《诗学》通过对词的分类来说明隐喻与其他相关词之间的关系,这是在语词层面上隐喻的外部系列分析。他指出,词可以分为普通词、外来词、隐喻词、装饰词、创新词、延伸词、缩略词和变体词。这些词在不同场合与不同主体看来,具有交叉的地方,如创新词往往也是隐喻词。同样,其他的词在某种场合下也可以成为隐喻词。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不同的词与不同文体之间的关系,如外来词最适合于英雄诗,隐喻词最适用于短长格诗。不过,在讨论隐喻时,他还频繁地讨论到了隐喻与明喻之间的关系,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对隐喻认识的一部分,只不过没有对隐喻、明喻与具体文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在隐喻与明喻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并不是把明喻看成是与隐喻相对应的存在,而是将其作为隐喻的一种。　　在论述修辞学时,他不止一次说“直喻也是一种隐喻。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上述对隐喻词的认识,可能是有关隐喻与文体之间关系的最早记录,这些认识实际上只是止步于词的范围,对隐喻与文体的关系同样可以从词的使用上来看。亚里士多德之后,特别是古罗马修辞学的盛行,隐喻修辞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赫瑞尼斯修辞学》和《演说术原理》等具有代表性的修辞学著作问世,隐喻被完全修辞化,成为修辞格中的一种。　　修辞学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现代语言学中的隐喻系列。这个系列包含有隐喻、明喻、转喻、讽喻、奇喻等一系列范畴。在这个系列里,隐喻只具有名义上的统合意义,而不具有实质性的统摄作用,隐喻修辞系列中的成员是一种并列关系,并不相互隶属。　　除了上述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时期形成的语词隐喻系列和修辞系列之外,人们从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理论中确立了四种隐喻的基本类型,即隐喻、转喻、提喻、反讽。海登·怀特说:“反讽、转喻和提喻都是隐喻的不同种类,但是它们彼此区别……隐喻根本上是表现式的,转喻是还原式的,提喻是综合式的,而反讽是否定式的。”　　客观来看,这种分类法赋予了人们丰富的诗性话语内容,特别是当人们把目光集中于对文学风格的分析时,这种效果尤其明显。但如果考虑到隐喻与文体的关系,这种系列并不具备相互区分的必然理由。这是因为提喻本身是综合式的。隐喻是表现式的,反讽可以作为其反面存在而被归于隐喻之列,而提喻往往叠加于转喻之上,似乎可以归于转喻之列。但在意义的理解上,提喻又是经过暗示得到,又具有隐喻的意味,因而不可单纯用转喻进行概括。　　隐喻系列影响最大的一种,当属结构语言学与隐喻的结合而产生的隐喻与转喻二元对立模式。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的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纵组合与横组合的观念影响深远。根据符号学的观点,决定意义的不是内容,而是体系中的关系。索绪尔所谓的纵组合与横组合的语言学观念与隐喻及转喻之间,正好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列维-斯特劳斯利用语言的这种组合关系分析了神话,指出神话的语言结构在纵组合的层面中就是一种隐喻关系,而在横组合的层面上则是一种转喻性的叙述关系。雅格布逊从失语症的分析中指出,隐喻与相似性的语言使用有关,而毗邻性的语言多与转喻有关,这确立了隐喻与转喻相互对立的隐喻图景。　　在哲学层面,基于隐喻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与事物的重要隐喻谱系得以建立,如所谓的根隐喻、概念隐喻、模型等等。这些隐喻谱系,如莱克夫与约翰逊对于隐喻的分析主要是出于认知的需要,尽管与文学作品的意义理解关系密切,但并不具有文体学意义,更不可能作为文体分类的标准。因为在任何一种文体中,上述隐喻的分类都表现出同样的功能,即认知。认知是每一种文体都具有的特点之一。　　黑格尔在《美学》中分析象征型艺术时对隐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进而提出了自己的隐喻系列。　　他依据象征艺术中形式与意义出现先后的不同,对比喻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在形式先于意义出现时,这一类比喻性的艺术形式往往会产生具有独立性的作品,“属于这一类的有寓言、隐射语、宣教故事、格言和变形记”。当意义先出现时,此时的艺术形式只是意义的附属,无法独立构成自在的艺术作品,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个部分参与作品的构成,属于这一类的有“谜语、寓言作品、隐喻、意象和显喻”。在此基础上,他表明了以隐喻为基础的诗学谱系:“真正的比喻:隐喻、意象比譬和显喻。”　　他还指出,在隐喻语言的使用上,隐喻是诗学语言不懈追求的目标,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