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doc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　　 　　 在世界金属冶炼史中，中国古代青铜史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国并不是从夏代开始才有的青铜器制品。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早在原始社会我国的原始先民们就已经能铸造工具和装饰品等小件青铜制品。如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发现了青铜制的刀，这表明我国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经有了青铜器物。夏、商、周是青铜器的发展期，其间经历了中国青铜器的萌芽期、育成期、高峰期、转变期、更新期。直到东汉末年，陶瓷器和铁器的生产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才把青铜制日用品从生活中排挤出去，在兵器、农具等方面，铁器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后，青铜器除了用于铸铜镜和佛像外，基本上就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第一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　　 第一节中国青铜器的断代　　 中国古代青铜器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特点，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　 所谓“断代”，就是指用科学的方法确定某器或某一器群所属的固有时代。在青铜器的研究中，断代的“代”是指世代的“代”，而不是指朝代。朝代在时间概念上涵盖的意义过大，如一个王朝有数百年的世系延续，以这样长的间距来判断一件青铜器的年代，其准确性是非常差的。　　　 一件青铜器的研究价值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造型、纹饰和铭文。上述三个因素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断代的任务就是把一件青铜器还原到它本来应当所属的时代，使它可以在原来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因此，青铜器被作为实物史料运用的先决条件就是青铜器的准确断代。　 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青铜器在哪里出土的，就会被认为是哪个地方的器物，但实际情况却有许多误断。如传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铜器，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这里面混杂着相当一部分的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代中期的青铜器。周灭商后，把商朝的奴隶主及其他们所占有的奴隶赐给周朝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也分赐给周朝的奴隶主贵族，同时，通过征服战争，种种掠夺，大量商人的青铜器，也落到了周人的手中。这也是周朝初期的墓中仍然可以发现一部分商器的原因所在。灵太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的23件青铜礼器，所铸族氏的名字多达9种，如果不是掠夺品，不可能以九族之器来凑全一套礼器。　　 对于一些没有铭文的青铜器的断代，也应当如此。如湖南洞庭湖以南的宁乡、湘潭至衡阳的广大地区内曾出土了极为精美的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豕尊、牛觥、人面方鼎等，这些器物的工艺水准与殷商出土的最精美的青铜器相比，有的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类特殊的青铜器还散见于江西、浙江等地。以上这些器物大多是单独埋在土层中，未发现组合使用过的现象，但是从其卓越的工艺水平来看，决不是当地人所能铸造出来的。这些器物中有的还铸有族名，并且某些族名还和中原商代青铜器上的内容完全相同，但商代的这些名门豪族们是不可能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的。如果说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代表着当地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那么古代的史学家对史迹的记载再疏忽，也不至于对如此辉煌的青铜文化没有一点记录。通过种种推断只能说明：这些器物并不能说明是商人生活的遗迹，也不是商文化的独立现象，而是与祭祀神灵的礼仪活动有关，或当作古代流散的器物来认识。　　 第二节青铜器断代中的绝对　　 年代和相对年代　 青铜器的断代与其他出土文物一样，通常是参照田野考古层位叠压次序的状况，来推断出其年代的前后，其中包括对各层位相对年代的分析，以及与青铜器同层位出土物年代的分析和比较。同一历史时期墓葬的叠压关系，通常是判断各墓出土青铜器年代前后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各种青铜器形态发展的标准和序列，为青铜器断代提供了重要标尺，其中不仅有器物形制方面的标准，也有纹饰方面的标准。青铜器的断代只有巧妙地把上述所说的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断代的时间幅度，可分为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绝对年代是青铜铸造的年代，或非常接近于铸造的年代，即标明青铜器铸造的时间，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标明年、月和日期；另一种是标明所属的王世。能断定具体年、月、日的青铜器，需有铭文记载，且大多数要有明显的证据。可是对于判断绝对年代的直接证据，理想条件的器物并不多见，因而要想判断青铜器的年代常需用间接取证的方法。此种方法是选择两件铭文内容彼此有关联的器物，把记载的事件和人名作为钮带联结为或大或小的群体，这个群体中至少应当有一件是时间明确的标准器，然后对有关的人名进行分析。分析的结果如果属于横向的关系，则有关联的器物与标准器物应当属于同一时代；如果有关联的器物是纵向的父子祖孙关系，分析其正确性后，也能断定器物的绝对年代。另一种是根据铭文的内容无法确定的年代属于某一个王世，需要放置于相邻王世的两可之间。习惯上可标出两个王世，如《西周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