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人民调解工作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化建设1.docVIP

PAGE \* MERGEFORMAT 2 浅论人民调解工作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化建设 改革开放3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我国经历着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与农村在社会变革中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化是一场复杂的社会系统变革，农民上楼、农转居、村镇变社区、村委会变居委会仅仅是个开始，农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农村社会的诸多特点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恐怕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消除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办法中，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萌芽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矛盾纠纷化解制度，作为我国最传统、最基础的化解民间纠纷的方式，在发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功能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社会变革带来的问题。根据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措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如此，人民调解制度才能有的放矢发挥其最大效应，并不断拓展其自身的运行和发展空间。作者对当前城市和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差异点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了城市和农村人民调解工作不同的发展路径，以期对促进人民调解各项工作，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有所裨益，为北京迈向“世界城市”做出贡献。 一、城市人民调解的模式变迁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首先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下降，调解组织从102万减少到89万；调解纠纷数量从1990年7409222件下降到2002年的4636139件,下降比例达40%以上 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1991—2004）；中国司法行政年鉴（1991 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1991—2004）；中国司法行政年鉴（1991—2004） 陈刚.民事诉讼法制的现代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57 1.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纠纷形态的多元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转型，它对城市人民调解制度带来的影响最直接表现为城市纠纷的“多元化”发展，呈现如下特点：第一，纠纷主体的多元化，传统社区纠纷的主体主要是家庭、社区或者单位内部的成员，是一对一的纠纷，而现在除此之外，还包括大量的个人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个人与政府部门、法人与政府等双方甚至多方的主体。第二，纠纷内容的多元化，从一般的婚姻、家庭、邻里、借贷等进一步延伸到城市建设、土地流转、劳动人事、消费者权益、医疗纠纷、物业管理和环境污染等多方面。第三，纠纷诉求的多元化。传统人民调解面对纠纷的态度是“息事宁人”，给一个解决问题的“说法”，而现代城市居民对纠纷解决的诉求更加的多元化，不仅要求解决问题，更要求依法解决问题。也有少数人不是提出有关自身权益的合理要求，而是力图在与政府的“博弈”和“较量”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纠纷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在表达利益诉求时，理性与非理性行为、合理行为和不合理行为、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自发行为和自觉行为等诉求方式交织在一起，多元化特征十分突出，其中不乏采用自杀、自焚等过激行为表达诉求，群体性纠纷也大量增加。 2.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传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又一挑战。传统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生与斯，死与斯”，形成一个以血缘、地域和单位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在熟人社会，紧密的人际关系决定了“舆论、人情和面子的治理乃是最佳的治理模式，也是省俭(经济)的治理模式” 徐忠明.如何思考中国传统法制的现代意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西法律传统(第4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266，这也决定了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熟人社会的理性选择。在调解过程中，人们依据熟悉的习惯、习俗等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调解人也在这个空间内寻找合适而又体面的解决方案，以使纠纷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感情对立消失，被扰乱的社会生活秩序得到恢复。而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熟人社会的解体，人际关系陌生化，经济的发展极大的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血缘、地域和单位为纽带而连接起来的共同体。在城市中，人员流动变得容易且频繁，单位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其成员的控制力量开始削弱，社会成员正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新的人际关系不断形成。同时，居住环境的独立性和私密性的加强，使得邻里关系也向陌生化方向发展，传统社区中的权威一去不复返。上述这些变化对于传统人民调解制度而言颇具颠覆性，因为基层调解最大的特点是利用地方资源，包括人际关系、公共道德、习惯和乡规民约以及环境等条件促成和解，一旦这些因素对当事人失去了约束力，基层调解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败。如果说，纠纷形态的多元化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改变了传统城市人民调解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那么法治主义的思潮和实践则是从观念和制度上进一步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