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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些发现及其解释*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 1 导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的问题正在引起经济学家更多的关注。 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难度和成本似乎越来越大。而且，如图 1 所示，1994/1995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出现了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尽管增长下 1 降的幅度还值得进一步估算 。 更进一步，我们基于官方提供的增长率数据计算发现，1995 年以来，不仅增长率的均 值有所下降，而且变异系数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在 1979-1994 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 0.36，而在 1995-2000 年则下降到 0.13。这意味着经济的高度波动可能已被增长率持续下 降的趋势所取代。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短期”的经济不稳定因素背后， 1995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很可能反映了某种“长期”因素的制约作用。 为了观察并考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变动的长期因素，我们在本文计算了改革以来中 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模式，而且我们发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 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发散变动模式。我们通过分析进一步懂得，这个发散模式所提供的一个 重要的信息是，在中国，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变动是不太敏感的。这不仅 反映出政府的力量在资本形成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意味着“资本深化”的加速可 能是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然后，我们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理论说明了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主要原因，并在经验上 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合理性。它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速趋势的背后， 技术的选择偏差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技术选择的偏差加速了资本的深化过程，使资本的边际 报酬过快 出现了递减趋势。我们的这个发现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在 90 年代中期以 来的持续减速可能是典型的“外延”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短期需求波动造成的。短期的需求 波动（指需求增长率的变化）应主要理解为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在第 2 节，我们对改革以来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变动关系做 出经验的描述。第 3 节提供一个理论的讨论。第 4 节和第 5 节是经验的验 证。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 本文的研究得到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0 ）和哈佛 大学燕京学社访 问学者奖 学金 （2000-2001）的慷慨资助，作者表示感谢 。美国布拉代斯 大学的杰佛逊 （中文名字 “谢千里”）教授 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哈勒跟教授分别评论和与作者讨论了本文的初稿。参加哈佛 大学报告会 的许多人对本 文发表了评论意见 ，在此一并感谢 。文中的缺点和错误 由作者负责 。 1 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统计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现有的研究文献。例如， 罗斯基对 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下降有过一系列的研究 （/~tgrawski/ ）。他甚至重新考量了 1997/1998 年 中国的 GDP 的增长率，将官方的增长率数据下调到了 5.7%以下（Rawski, 2000, 2001）。另外，对于改革 以来中国官方 GDP 增长率数据的可靠性问题，近年来也多有研究文章 问世 。例如，有的经济学家发现，在 1978-1991 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平均被高估了 1 个百分点，而在 92-1997 年则被高估了 2.5 个百分点 （孟 连和王小鲁 ，2000 ）。 15 2 经验观察及其含义 本文主要探求这样的长期因素是否存在。要观察这样的长期因素，根据（新古典 ）增长 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我们可以选择从观察资本-产出比率的总量指标入手。我们对 1979-1998 年间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及其增长率做 了计算（见 图 2 和图 3）。如图 3 所显示的那样， 我们发现，在 1994/1995 年之前，改革显著改变了计划经济原有的封闭的发展模式，抑制了 资本过度积累的速度，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被资本的增长所利用，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 这一 时期，资本-产出比率不但没有上升 ，反而略有下降（1979-1994 年平均增长率为 -0.89% ）。但在 1994 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