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流动.PDFVIP

系 列 工 作 报 告 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流动 黄少卿 施浩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3.10 本报告仅代表作者本人意见，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相关决策的建议。本报告由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提供，版权为我单位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 式翻版、复制、刊登、发表或引用。 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流动 ∗ 黄少卿 施浩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受其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 下调。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决定实施“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随后 的两年内，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共投资了大约13.5 万亿元人民币。对 于实施该宏观政策的后果，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一方面，赞同者认为大规 模基础设施投资拉动了内需，缓解了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不足，为中国未来的经 济增长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反对者则认为当前的基础设施已经超前了，这次 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只会导致其进一步过剩，并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和引致严重 财政风险。这两种对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政策针锋相对的看法，实际上也反 映了经济学研究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歧。到底是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 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更快的地区会需要更多地基础设施投资？ 对应地，从政策考虑上，政府是应该主动把基础设施开发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有 效工具，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针对私人 资本和人员的流向，及时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呢？本文试图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 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尤其是利用笔者和同事最近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的一些结 果，进一步给出对中国的相关看法，并由此对中国过去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进行 检讨。 一、为什么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为什么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 切入。其一是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二是基础 设施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资本参与到总供给过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础设施投资作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该问题的讨论，至少可以追 溯到凯恩斯（1936）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在讨论如何通过财政 刺激政策来应对经济萧条时，认为政府的公共开支可以弥补由于三大心理定律而 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他所界定的政府公共开支主要是用于运输、公用事 业与农业改良方面的投资，这些方面显然多数属于基础设施的范畴。凯恩斯认为， 这些公共投资（Public Work）能够缓解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减缓资本 回报率的下降，并增加就业。 ∗ 黄少卿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施浩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 学院讲师。 1 如果说凯恩斯的讨论还仅仅是针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周期现象，那么， 格申克龙（1962）更多地强调了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启动工业化， 乃至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阻碍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障 碍在于国内需求的不足，尤其是对投资品的需求不足。因此，如果一个落后国家 能够集中财力进行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投资，则有利于带动对钢铁、水泥的需 求，提高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激励私人的投资行为。格申克龙特别指出， 当这些国家不存在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来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时，政府就 有义务通过财政承担起这一重任。 基础设施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样受到关注。“大推进”（big push） 理论的提出者罗森斯坦-罗丹（1943）就明确指出，由于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或经济发展，就必须来一次“大推进”，实现国民经济 的均衡增长，即整个工业或整个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其中他 特别强调基础设施供给的不可分性和不可逆性。考虑到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大， 建设周期长，外部经济强，罗森斯坦-罗丹认为无论在融资还是建设方面都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