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doc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摘要：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关键词：书法不隐；据礼直书；据事直书；实录；曲笔 中图分类号：K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 作为史学话语，《春秋》笔法对中国史书的著述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从体例上说，《春秋》是编年史，采用编年体，而煌煌“二十五史”采用的是纪传体。但纪传体却是从编年体中演变出来的，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所言：“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1]（P572）本文拟以《左传》、《史记》为例，借窥中国史学传统早期发展演变的历程，从而丰富深化中国史笔精神。 一、“书法不隐” “书法不隐”语出《左传·宣公二年》孔子论董狐：“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2]（P1867）“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不隐”是不加隐讳。“书法不隐”即后人所谓“直笔”，不仅史官应当遵循，当政者也要受其约束。《左传·襄公二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2]（P1984）由此可见，史官要做到“书法不隐”是很不容易的。不过，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孔子对董狐、齐太史、南史氏这样的“良史”赞扬有加，而自己却在《春秋》中大量运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讳书”，也即后人所谓“曲笔”呢？要从根本上弄清这一问题，必须了解“董狐书法”的前后原委。 “董狐书法”事关晋国大夫赵盾。由《左传·宣公二年》相关记载可知，晋灵公实为赵穿所弑，而不是赵盾。董狐之所以书“赵盾弑其君”，孔子之所以称董狐为“良史”，是因为春秋时代，列国史官撰史，“不是记事实，序演进，而是崇礼制，道名分。故取舍史事、选择书法，一准于礼。”[3]换言之，董狐的“书法不隐”不是据事直书，而是据礼直书。一方面，面对握有大权的赵盾，董狐直书国君被弑，没有隐纬，表现出与齐太史、南史氏一样忠于职守毫不畏惧的高贵品质，这是直笔；另一方面，董狐隐去赵穿弑君的历史真相而直书“赵盾弑其君”，认为灵公之死，罪在赵盾，是秉持礼法记事，这是曲笔。如《谷梁传》解释说：“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共以罪盾何也？曰：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辟丸也。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于郊。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书贼曰：赵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2]（P2412）也正缘于此，我们可以借用《论语·子路》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2]（P2507），而将其改为“上为下隐，下为上隐，直在其中”。宋人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十三下第六条“君亲之恶讳虽有例而无常准”在举例分析《春秋》讳君与亲之恶后也总结道：“旧史有所辟讳，圣贤因而从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恶之法。”[4]这应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以事论，子隐父恶，下隐上恶，臣隐君恶是曲行；但以礼论，却是直道。董狐等人的直笔就是上述观念指导下产生的。 与“董狐书法”极为相似的是《春秋·昭公一九年》所载“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左传》载：“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2]（P2087）《公羊传》解释说：“冬，葬许悼公。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2]（P2324）也就是说，许世子之所以被名弑君，是因为止不尝药，未尽子道。这与赵盾之所以被名弑君，是因为盾不讨贼，未尽臣道完全一致，故《谷梁传》将此两者联系起来作结：“于盾也，见忠臣之志；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2]（P2412）这样，为了昭示忠臣孝子，史官就不得不牺牲一些事实而“据礼直书”。类似的书法，在《春秋》中还有一些，无怪乎清代史学家赵翼叹道：“使无作传者之详其事，则首恶者不几漏网，而从坐者不宜覆盆耶！”[5]（P30）这是董狐等史官始料未及的。 当然，《春秋》中也有“据事直书”的书法。“据事直书”即《左传》所谓“《春秋》五例”之第四例——“尽而不汙”。何谓“尽而不汙”？唐孔颖达《正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