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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与税收筹划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从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三种不同的管理层激励角度，研究其分别对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税务筹划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公司税务筹划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且货币薪酬的影响程度大于国有上市公司；在职消费程度与税务筹划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与税务筹划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持股比例与税务筹划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在职消费程度与税务筹划程度并不显著相关。 　　关键词：管理层激励 税务筹划 上市公司 　　一、引言 　　作为公司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管理层行为对公司价值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各种代理问题广泛存在。如何对管理层进行激励，增强管理层与相关者的利益一致性，降低代理成本，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命题。管理层激励可以分为三种：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以及在职消费。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Murphy，1997；魏刚2000；Grabke-Rundell Gomez-Mejia，2002；李增泉，2003；Duffhues Kabir，2008；方军雄，2009；周仁俊，2010）。多数学者都认为，管理层“显性激励”，比如货币薪酬以及股权激励对公司的价值有促进作用；而“隐性激励”，比如在职消费则会减少公司价值、降低经营业绩。税务筹划是提高公司经营业绩、提升公司价值最重要的途径之一。通过税务筹划降低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以达到实际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仅仅追求账面上的利润最大化，是股东希望并且要求管理层处理好的问题。Gupta等研究发现，公司对管理层的激励会影响管理层做出的税务决策，高额激励报酬促使管理层主动采取措施，来争取更大的公司税务利益；Mihir A.Desai（2006）认为，更高的激励补偿有助于使得委托者和代理者的激励保持一致，而且使得管理层在通过税务筹划增加公司收益方面更加主动；但是，不同类型激励对管理层激励效果不同，在不同股权结构上市公司中也有效果的区别。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业绩考核和公司最终经营业绩挂钩。他们所追求的是税务成本的节约带来实实在在的现金流增加。可以说，税务筹划是他们提高经营业绩的重要途径。而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郑红霞（2008）认为，其最终控制为政府，导致了其具有较弱的税务筹划动机。本文认为，这三种激励会对不同股权上市公司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现有的文献当中，鲜有以三种管理层激励分别对公司税务筹划的影响的研究，区分了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就少之又少。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学者都是研究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很少有学者研究在职消费与税务筹划的直接关系。本文集中讨论了管理层货币薪酬、股权激励以及在职消费对上市公司税务筹划的影响，并且，本文试图从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两种不同的对象分开研究，使研究结果更有价值。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当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信息不对称时，股东为了减少管理层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带来的代理成本而与管理层签订报酬-绩效契约。在该契约的约束下，管理层的货币薪酬由公司的经营业绩来决定。因此，货币薪酬激励被认为是促使代理人采取适当行动最大限度地增加委托人利益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周仁俊等（2011）认为，货币薪酬的激励效果是短期的，但激励效果却是立竿见影。这表明，管理层薪酬激励越大，越能激发他们为公司提高经营业绩、报效股东的决心。而通过合理途径减少税负成本以增大实际利润、扩大现金流就是提高经营业绩必不可少的途径。Gupta等研究发现，公司对管理层的激励会影响管理层做出的税务决策，高额激励报酬促使管理层主动采取措施，来争取更大的公司税务利益。本文认为，无论对于何种控股权的上市公司而言，加大货币薪酬激励能使管理层更努力进行税务筹划，进而提高公司业绩证明自己的管理能力以及争取更大的报酬。而对于不同控股权的上市公司，其影响程度却有不同。张天敏等（2010）认为，增加对管理层的激励会影响公司税务筹划决策，且公司的所有权类型对管理层激励与税务筹划之间的关系有显著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周建安（2006）等人认为，股东是资产的所有者，拥有资产的自由转让权，同时能独享资产的收益，这使得非国有上市公司股东拥有更强的内在动力激励约束代理人。本文认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对职位认可感、政治意图的追求较弱，重心大多放在与利润、薪酬上，这促使他们更加关注税务筹划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制中的责任不明确，权责不对称，初始委托人无法拥有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缺乏对管理层实施激励约束的内在动力，进一步加大了代理风险。而且，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不仅追逐“经济人”单一的经济利益目标，而且同样期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