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审计史：萌芽时期的国家审计司法模式.docVIP

　　世界审计史：萌芽时期的国家审计司法模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奴隶社会，最高权力不对任何人具有责任关系，对下属的支配作用是绝对的、无限大的；而下对上的制约力量在常态下是十分软弱的。在这种制约体系下，国家审计的制约目标只是受最高统治者之托管理国家资源的各级政府官员，并直接向国王负责。显然，这是一种向上的国家审计结构。 外国国家审计和中国国家审计，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相同性，那就是，都是经济责任的出现，催生了国家审计的思想。自从奴隶制政权一建立，统治者就在政治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国家审计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从而首次将国家审计的威慑力量与国家政权的巩固联系起来，使国家审计卷入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漩涡。不过，他们最初还没有认识到应将它放在一个独立的政治位置上让其独自发挥作用，也没有在官制设计上将它突出出来，而只让有关官员兼任这项工作。我们称这一时期为世界国家审计的萌芽期。 古代埃及的国家审计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当时，法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独揽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从而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为维护奴隶主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奴隶主统治者认识到有必要配备一种官员，创设一种机构，负责对全国各机构和官吏是否忠实地履行受托事项、财政收支记录是否准确无误加以间接管理和监督。所以他们试探着让一些忠实可靠的亲信负责对这些受托事项进行全面的经济监督。当时，行使这种职权的官吏是监督官(super intendents)。他们的权力很大，地位也很高，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会计官员的收支记录是否正常、是否真实，各级官吏是否尽职守法，都处在监督官的严密监督之下。 在监督官中，最重要的职掌当推“记录监督官”和“谷物仓库监督官”。记录监督官负责对作为政府会计官的记录官(scribe)和其他各类官吏编制的会计账簿和收支计算书进行严格的审查。谷物仓库监督官的主要任务是监督谷物税的征收。他们每年须向君主提供一次收成决算报告书。如果这一年收成好，提供的金银财宝多，他们还会得到国王的勋章和奖品。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监督官还负责财政监察、行政监督之类的事务。他们虽然还不是职掌专一的审计官，但也包含了审计的萌芽。可以说，在古代埃及的机构中，已经适当地配备了负责审计监督的官员，但并未设置独立的审计部门和配备专门名称且责任明确的“审计官”。即古代埃及的国家审计是由监督官兼任的，它的发展尚处于萌芽状况。 时代造成了这种局限。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奴隶主统治阶级不可能马上认识到应创设独立的审计部门，配备专司经济监督的审计官。 古代中国的国家审计 中国西周时期国家审计的发展与古代埃及大体相似。国家审计已成为奴隶制社会政权中一项专门的工作，并适当地配备了兼任经济监督的审计官员。尽管职责尚不专一，且缺乏独立性，但却为延续三千年之久的中国审计制度，奠定了基础。 在论述西周审计制度之前，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周朝主要官吏的设置情况。只有对周王朝官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当时国家审计的作用、地位和历史意义。 据《周礼》所载，周王是奴隶阶级的最高统治者，下设六卿，即天、地、春、夏、秋和冬六官，大宰乃天官之长，六卿之首，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其中，国家财计机构大体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为掌握财政收入的“地官司徒”系统；一为掌握财政支出、会计核算和审计监督的“天官大宰”系统。当时，由在大宰领导之下的中大夫小宰之下，配备下大夫宰夫实施国家审计。 据《周礼·天官·宰夫》称：“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这是说，宰夫负责政治监察，掌理治朝之法，监视官吏严格遵守和执行朝法。 据《周礼》记载：宰夫应按照朝规，考核百官府郡都县的政绩，对于奢侈浪费、支出不当和虚列账册者，应根据治朝之法报请家宰加以诛罚；对于节省开支、财政充足、库府盈余又善于理财者，则随时上报，加以奖赏。 《周礼》称：“宰夫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时举者，以造而诛之”。又说：“宰夫考其出入，而定刑赏”。这是说，宰夫在每年终应对一年来的经济收支情况进行考核；每月终，应对一月来的经济收支情况进行考核；每月的上中下旬，应对十日内的经济收支情况进行考核，以作为政绩优劣的根据。倘若发现某官吏犯有违法乱纪行为，宰夫可以越级向天官乃至国王报告，请求加以诛罚。 此外，宰夫在每年夏丙正月，告诫各官吏应尽力管理好周王所要求管理的一切事务，若发现有才能出众或成绩突出者，则呈送上级，加以推荐。 由此可见，宰夫并不是独立意义上的国家审计官员，审计工作只是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