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国民经济调整中陈云的哲学方法.docVIP

　　两次国民经济调整中陈云的哲学方法 　　学术界一般把 1961 年至 1965 年经济调整称为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把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调整称为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在关键时刻和危难之际，陈云挑起了领导这两次国民经济调整的重任，发挥着关键作用。他精心组织，坚持统一，善抓重点，深入调查，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周密的战略部署， 为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坚持集中统一 　　在思想上， 陈云创造性地将调整工作与经济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紧密结合；在组织上，他倡导成立统一管理调整工作的专门小组与机构；在行动上，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调整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实施中。可以说，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组织领导、实施安排，陈云都始终坚持集中统一的方法。 　　（一）在思想上，提出正视现实，坚持实事求是，统一认识。对于两次国民经济调整，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缺乏清醒认识，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思想不通，决心不大，拖延观望，有的甚至对中央下达的文件自行其是，各取所需，使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在贯彻执行中大打折扣。这种情况下，端正各级干部的思想就成为完成调整任务的关键。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国民经济高速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 年的 1、2 月间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 （七千人大会）是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动员大会，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1].但是，会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大家对当时财经方面的困难估计仍不够充分，认识还有待于深化。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陈云在西楼会议上针对财经方面的困难提出了六点意见。为进一步统一党内思想，1962 年 2 月底， 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状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报告。陈云的这次讲话，不仅丰富了他在 2 月 21 日至 23 日西楼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反应热烈，掌声雷动，前所未有[2].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心里踏实了，托底了。怎么克服困难呢？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 　　[3]P1308这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使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财经部门的全体同志从赶英超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4]P273,集中精力搞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1979 年 6 月全国人大五届二交会议作出对国民经济实行高速改革、整顿、提高的决策，一些人对调整方针抱有怀疑。这年 9 月，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指出：经济的调整并不是多此一举[5]P264.他还着重就压缩基本建设的必要性谈了意见， 以自己多年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统一了大家对调整方针的认识。事实上，针对党内思想不统一、对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等问题，在 1978 年 2 月十一届二中全会东北组发言时， 陈云就不断提醒大家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 11 月、12 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在东北组发言， 着重就当前经济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陈云的两次发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准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经济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经济提供了重要思路。根据陈云的建议，中央领导层开始正视现实， 国家经济工作也从急躁冒进向调整改革的方向转变。 　　在两次调整中，陈云一手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一手抓经济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将调整经济和统一思想紧密结合。他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和措施，极大地端正了领导干部对调整的认识，成为经济调整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在组织上，成立专门机构，实行统一领导。20 世纪60 年代初 ,为贯彻第一个八字方针 ,中央要求重新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西楼会议后，成立了陈云任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来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 并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1962 年 4 月 9 日，中央下发通知：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 ,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组员。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 年1 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职能，从过去的咨询机构变为了决策机构，成为全国财经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 也为国民经济的统一调整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在实行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前的 1979 年 3 月上旬，陈云就考虑如何调整国民经济以及在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的问题，并多次同李先念、姚依林等商谈。3 月 14 日，陈云、李先念两人联名致信中央， 提出用两三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他们首先提出要在国务院下设财经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 根据陈云等的建议，21 日下午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