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间在思想、制度及实践中的生态保护.docVIP

　　贵州民间在思想、制度及实践中的生态保护 　　人类的生计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自然环境，这决定了人类只有在所处的自然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着生点，选择有利于生计的利用对象，进行经济活动，以维系生存。贵州山多地少，民众的生产生活与山林关系密切，因此民间很早就有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生计方式和爱林护林传统，虽然这种爱林护林的生态养护实践是原始、朴素的，但民间这种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生计方式却表现清晰的生态意识，具备了一定的生态向度。 　　这种朴实的生态意识在乡民的思想观念、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三个层面上得到明确的表现和全面展开，指导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在与自然相处时能很好地处理与自然的关系。 　　一、思想观念层面 　　( 一) 人天和谐的生态认识观 　　人天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看待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上，贵州民间非常重视养护生态，维护好生态环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民间碑刻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俯拾皆是。同治八年( 1869 年) 黎平县长春村所立禁碑言: 吾村后有青龙山，山林葱茏，四季常青，乃天工造就福地也。为保护好村后山良好的植被，村民聚集在一起饮生鸡血酒，发下盟誓: 凡我后龙山与笔架山上一草一木，妄不得砍，违者，与血同红、与酒同尽。［1］清咸丰四年( 1854 年) 贞丰县《长贡村护林碑》载: 众议前后左右山林，禁蓄以培风水。并规定不准砍伐，亦不准放牛马践踏入内。又如清咸丰十年( 1860 年) 仁怀县薛家岩士民公立的护林碑文云: 县属礼博里薛家岩一带，林深箐密，洵属一隅，钟毓之秀，实为士民风水攸关，理应护蓄栽培。故而禁止戕伐延烧，违者许即扭禀赴县，以凭究治［2］。从以上几则材料可以看出，乡民往往是从风水的角度强调对环境的保护及维护好村寨周边的良好生态。然而，这同样体现了民间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为，在民众传统观念中，能否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关系风水好坏的重要因素，而林木茂密葱郁、环境宜人则是好的风水环境的具体表现，正如风水理论认为: 草木郁茂，吉气相随。［3］因此，民众常希望通过植树造林或护好植被获得好风水，盖闻黎山蓄禁古木，以配风水［4］，培植和护好风水林木便成为乡民的神圣职责与普遍行为。在一些乡规民约碑刻中，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述和规定。兴义县绿荫村永垂不朽碑载: 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赖乎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两山放牧牲畜，草木因之濯濯。 　　掀开石厂，巍石遂成磷磷，举目四顾，不思叹息于是齐集陈姓面议于后龙培植树木，禁止开挖。庶几龙脉丰满，人物咸宁。［5］碑文充分反映了乡民在风水观念的影响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 二) 敬畏天物的生态伦理观 　　贵州民间，尤其是其境内的少数民族普遍有自然神观念和敬畏天物观念，他们崇奉天地、山林、水泽的神鬼精灵和自然物，重祭祀、跳神与禳解等［6］。对天地万物保持着崇拜与敬畏，尊重生命，这使乡民不敢去触犯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从江县芭莎苗族就认为树和人一样都有灵性和生命，因此寨中敬奉的古树和风景树，要以神相待，不准亵渎或砍伐［7］。敬畏天物，在民间不仅表现为一种信仰，而且表现为人们对待生命万物的一种尊重态度。受此影响，乡民往往将村寨周围的大树、林木人格化并加以崇拜，奉其为护寨神树，严禁砍伐。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现存乡规民约碑刻常有记述。例如民族环保第一村的锦屏县文斗村的鎸刻于 1876 年的一块环保碑，明确规定: 此为本寨护寨木，蓄禁，不许后代砍伐。从碑刻内容看出，寨民对古树有崇敬心理，视其为本寨的保护神，十分敬畏，因而禁止砍伐。又如清咸丰七年( 1857 年) 贞丰县《长贡护林碑》载，该村因有不识之子孙，砍伐护寨之古树惊动龙神，于是合族老幼子孙合同公议，并立碑以示后世子孙，不得妄砍树木，对古树要细心守护。 　　对有些动物，民间同样加以崇拜与敬畏，奉其为神灵之物，对它们存有一种仁爱和敬生之情，从不捕杀。梵净山地区的土家族最尊重白虎，视白虎为其远祖廪君死后化身的白虎神。因此，当地乡民从不狩猎老虎。鱼是水族的吉祥物和最为重要的崇尚之物，在婚俗中常作为信物、圣物出现。因而，受到乡民严格保护。都匀市基长水族乡翁降村中有一大池塘，村民称保寨塘，塘中鲤鱼大的重达几十公斤，被村民视为护寨神鱼，加以崇敬和保护，对塘中鲤鱼村民规定只许投食喂之，不准捕食之。这种敬畏生命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情怀，在贵州民间普遍存在。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年) 福泉市谷汪乡诸浒村的《严禁毒鱼告示碑》: 严禁毒鱼，以全生灵。［8］另宣统三年( 1911年) 瓮安县银盏乡瓮安河上的《禁渔石刻》规定禁止打鱼; 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 都匀与独山交界处遇仙桥段的《护鱼条款》明示永禁捕鱼，这些碑刻文献资料也都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民间敬畏天物，尊重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