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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预防原则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食品安全无小事，预防原则反映了食品安全监管理念上的根本转变，即由事后的监管转向事前的预防。中外食品安全立法都将预防原则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可见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 ( 2000年) 第二章涉及了整体性原则、责任原则、追溯原则、透明度原则、风险分析原则和预防原则等。欧盟理事会规则 (第 178 /2002号) 《食品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欧洲食品安全局及有关食品安全程序》第二章“食品基本法”的内容涉及食品法总则，其中对风险分析、预防原则和保护消费者利益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有学者将日本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法治原则、各负其责原则、公开和参与原则、预防原则”。我国《食品安全法》在立法形式上并没有在总则部分对基本原则作出明确的规定，立法草案在总体思路上坚持了预防为主的原则。有学者将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五个，即“风险分析原则，预防性原则，全过程管理原则，食品安全责任原则，透明度原则”。但各国对预防原则的内涵界定及适用方法存在较大差异，风险预防原则要求决策者关注复杂的不确定性问题，但它的确切含义尚缺乏共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强风险预防原则和弱风险预防原则。弱风险预防原则的界定非常谨慎，强风险预防原则严格许多，它实际上严格要求在没有证据能证明其行为无害之前不能进行相应的活动。风险预防原则在食品安全立法领域如何适用? 其在立法上的表现形式、适用条件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措施有哪些?在理论上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预防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预防原则的提出与风险社会紧密相连。风险伴随着人类社会始终，但自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风险就“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落中走了出来，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获得了核心重要的地位。”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似乎无处不在，而预防就成了应对风险的最佳选择。“它提供了关于危险、恐惧与安全十分实用化辩论的基础;提供了许多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个人与社会决策的理论上的迷人问题。”风险预防与科学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从 19世纪开始，科学是和确定性连在一起的。对危害的预防往往需要提供确定的因果关系证据。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和应用中的不确定性逐渐显现，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和模糊。“随着科学认识对象的日益复杂，以及科技和社会相互影响的日益加强，科学认识能力的历史局限性凸显了出来，使得在知识的生产、应用，以及利用知识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显示了种种不确知或不知道 ( not- knowing) ，这就是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在现代科技中普遍存在，并意味着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危害行为发生或者推迟对风险行为的控制，将带来极大的危害。预防原则“要求风险规制者在颁布旨在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生态的标准与政策时，将科学不确定性的因素考虑在内。” 　　预防原则在法律领域的适用，最早出现在环境法领域，是针对环境损害而诞生的概念。环境损害有两类，一类是可以被科学证实的环境损害，如水体的有机物环境污染;另一类是没有被科学确实证明将要发生的环境损害，这类损害目前难以被科学确实地证明，但不排除将来发生的重大可能，如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和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环境损害。针对第一类损害的法律预防，各国确立了“损害预防”原则，即狭义上的预防原则。我国环境法学中一般称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是指“将环境保护的重点放在事前防止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之上，同时也要积极治理和恢复现有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安全和人类的健康及其财产安全。”该原则原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将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之一。广义上的预防原则还包括风险预防原则，即“基于现实的科学知识去评价风险，以避免行为对环境的损害。”其核心观念是即使以我们现有的科学水平，仍无法在工业或技术活动和某种对环境的危害之间确立因果联系，预防原则也要求对此项活动进行管理控制。对于第二类损害的法律预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联合制定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 1980年) 规定了“预期的环境政策”。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1992年，简称《里约宣言》) 原则提出了为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的“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即“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它们的能力广泛采取预防性措施。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损害的地方，不能把缺乏充分的科学肯定性作为推迟采取防止环境退化的费用低廉的措施的理由。”其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2年) 等国际环境条约多次重申或者援引了这一原则，其适用范围从环境领域逐步扩展至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和转基因等领域。在国际环境法中，损害预防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经常被表述为“防止环境损害原则”和“谨慎原则”。两者的差别在于防止环境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