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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语言的涵义和界说游汝杰【内容提要】本文讨论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语言在历史上的每一宏观演变和部分微观演变都是文化上的原因造成的，而语言的现状是语言历史演变的结果，所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演变过程都必须研究语言的文化背景。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学科，而不是描写性的学科。研究中国的语言或方言，必须结合研究中国的文化背景，否则在某些领域里难免弄巧成拙。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对象与人类学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外出版的语言学概论一类书中，常常有“语言与文化”这样的章节，但是在语言学文献里从未见到“文化语言学”这个学科名称。这一名称在出版物上最早见于发表在《复旦学报》1985年第三期的我和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该文是一本同名书稿的内容提要。就这个意义来说，“文化语言学”是校庆八十年周年时在《复旦学报》原创的。自我们提议创设文化语言学后，各地中青年学者响应者甚多，这个学科名称很快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十年来成果也十分丰富，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目前从事文化语言学的大致有研究汉语（包括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三方面的学者。其成果包括二、三十部专著、两三种教科书、一本词典、几本论文集、数百篇论文。具体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以下几方面：训诂、词义、词汇与文化；汉字与文化；方言与文化；人名、地名与文化；语言接触、融合与文化；语法与文化；语音与文化；语言交际与文化；语言与民俗；外语教学与外国文化导入等。第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92，西安）以“语言与文化”为中心议题，可以说是一次全国性的文化语言学研讨会。十年来，文化语言学一方面取得了引入注目的成绩；另一方面因误解所致，也引起一些学者的疑虑。值此文化语言学创议十周年之际，想重申我们的初衷，谈谈对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的认识。一关于文化语言学的涵义（或是说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除了我们之外，各家提出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把语言看作是文化的形式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语言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积累，是一个文化的结晶体，它包含着一个民族长期创造性活动的成果。语言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特殊文化。认为可以通过语言事实的重建揭示历史、文化的未知因素，例如语言的谱系分类对研究民族的起源、文化和生活特点具有一定价值。（见张公谨《语言的文化价值》，载《民族语言》1989年第5期）2 从语言可以揭示带普遍性的文化心理。汉语各要素和言语活动可以与汉民族不少文化特点相印证。例如汉人重和谐、重有序、重社会和官本位的心理特征在词汇和构词法上有所反映；从汉人思维的辩证性、简易性和模糊性可以论证汉语词类划分存在许多中介现象。（见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 3语言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而不是符号系统或工具。语言体现民族经济、文化、心理素质等各方面的特点，规范着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规范着一种文化的深层结构。例如汉语语法的总规律“句读本体、逻辑铺排、意尽为界”，体现汉族人的致思特点：“整体思维、散点透视、综合知会”。（见申小龙《汉语人文精神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书、文） 4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见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以上这些观点与我们创议文化语言学的初衷，以及对它的涵义的理解不甚相同。以下略申我们的观点。；语言是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造成语言演变应该有三方面的原因：生物学上的原因、语言结构本身的原因和文化上的原因。关于文化的涵义，众说纷坛，本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即“文化”是指人类在历史上的积极创造，包括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以及创造文明的过程。关于语言演变的生物学上的原因，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这好象锯木头，以已锯好的木头，作为长短的标准，来量度第二段木头，又以第二次锯好的木头为标准，来锯第三段木头，如此连续工作，每一次都会有误差，结果第一段木头和最后一段木头的长短可能相差很远。这个比喻说明：语音演变是语音模仿误差逐渐积累的结果。这里的误差应该是指听音和发音两方面的误差，所以叶斯柏森实际上主张语音演变是出于生物学上的原因。语言演变也可能与语言结构本身有关，“类比创新”（analogical creation ）就是如此，例如客方言的人称代词（我）、你、渠（他）”，其中“捱”是方言字，字音来历不明；“你”字中古属阳上调；“渠”字中古属阳平调。古阳上调和古阳平调在今梅县客话里调值不同，前者是31，后者是21。但是“、你、渠”三字在今梅县话中调值却相同。”“你”字变读21调是与“渠”的调值类比的结果。语言的历史演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考察。语言的宏观演变是指语言的分化、融合、更替、双语现象的兴亡、语言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