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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胃肠病中医治疗 第一章 功能性胃肠病的发病学概述 第一节 功能性胃肠病的西医发病学 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gastrointestinaldisorders，简称FGID)是胃肠 道感觉和(或)运动功能紊乱引起的疾病，按解剖部位分为食管病(癔球症， 反刍综合征，功能性食管源性胸痛，功能性胃灼热，功能性吞咽困难，非特异 性功能性食管病)，胃十二指肠病(功能性消化不良，吞气症，功能性呕吐)， 肠病(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胀，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非特异性功能 性肠病)，功能性腹痛(功能性腹痛综合征，非特异性功能性腹痛)，胆病(胆 囊功能不良，Oddi括约肌功能不良)，肛门直肠病(功能性便失禁，功能性肛 肠痛，盆底综合征)，儿童功能性胃肠病(呕吐，腹痛，功能性腹泻，功能性便 秘)共七大类，25种病。 FGID有很高的患病率。IBS的患病率，西方国家报道在8％～23％ (Rome标准)，其中欧洲、北美国家为10％～15％(Rome标准)，亚洲国家患 病率大多在5％(Rome标准和Manning标准)，英国成年人中14％有IBS， 女性多于男性，约为1．57；1，我国北京地区18～70岁人群大样本流行病学 调查，患病率为7．2％(Manning标准)和0．82％(Rome标准)。欧美各国人 群消化不良患病率21％～40％不等，其中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 pepsia，FD)占40％～70％，以溃疡样型最多，非特异型最少，日本FD的患病 率与之相仿，但以运动障碍型最多。国内广东城镇居民患病率18．9％，天津 警察医院职工和家属患病率为23．3％，女性高于男性。FGID症状的产生由 多个生理因素决定，并受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诸因素影响。我国正处于经 济转型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环境污染、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与生 理因素相结合，都可增加FGID的患病率。 FGID虽然并不增加患者的病死率和伤残率，但对患者的工作、学习、生 活等带来不良影响。由于对症状认识不足，西医药治疗又不够理想，患者担 心自己病情严重。故频繁就医，往返于大医院之间，不但加重自身经济负担 和心理压力，而且造成国家医药资源的浪费。 FGID是食管、胃、肠、肛门、胆的功能性疾病。这些病所产生的症状，不 能区分是器质性还是功能性，所以FGID的诊断是排除性诊断。首先用消化 道钡剂X线检查、消化内镜、B超、超声内镜、腹部CT、24小时食管pH监 测、腔内测压等手段，排除器质性疾病，对FGID各病作出界定和诊断。 FD是指上腹部中心的疼痛或不适，这意味着疼痛和不适主要位于或围 绕在中线附近：不适是一种主观的不良感觉，是上腹部发胀、早饱、恶心等。 FD又称非器质性消化不良(NOD)、上腹不适综合征和胃易激综合征，1984 年Thompson提出非溃疡性消化不良(NUD)的概念并被广泛应用，1991年 荷兰FD专题讨论会将其分为溃疡型、动力障碍型、反流样型及复合型等4 型，1999年RomeⅡ标准将其分为溃疡样型、动力障碍型、非特异型等3型， 而把胃灼热、呃逆排除在FD症状之外。胃灼热明显多可证实为胃食管反流 病，而呃逆与吞气症相关。症状要在近12个月中，至少出现12周，无需连续。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最常见的功能性胃肠 病之一，其临床特征为大便习惯改变，腹痛而无器质性病变，症状明显受精 神心理因素和生活节奏过度紧张的影响，具有易激性胃肠动力紊乱。1818 年Powell等报道本病为具有腹痛、消化紊乱和腹胀的肠病。几经易名，20 世纪40年代西方学者命名本病为肠易激综合征。经过两个世纪的研究，本 病治疗取得很大进展。 从1979年的Manning标准和1984年的Kruis标准到Rome标准并以 此为基础，多国学者遵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反复讨论、修改，在对 感觉和动力异常的理解上，已初步取得共识，于2000年公布RomeⅡ标准。 IBS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还未完全清楚，可能存在多种因素，目前最 受关注的是精神心理和食物两大因素。多年来，lBS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肠动 力异常的疾病，研究表明该病患者结肠的收缩频率、收缩幅度和峰电位，特 别是在餐后或受刺激后，都比健康人明显增强。研究还证明，患者具有内脏 感觉异常，结肠对刺激的敏感性增高，对正常人不能引起明显反应的弱刺 激，可使IBS患者肠管剧烈收缩而引起腹痛和排便异常，表明神经机制参与 lBS的发病。国内外对IBS的发病机制，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探索研究。 近20年来，人们对医学模式的认识，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