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我的15次成功.docVIP

“逆流而上”——我的15次成功 我今年66岁，双腿却已残疾64年。这样的残疾人，生存下来已很不容易，还有成功可言吗？但是，几十年来，我正是在这种常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情况下，走了过来，并取得了对我来说的15次成功。 　　第一次：站了起来 　　患小儿麻痹症后，我只能爬行。日本投降那年，我已经8岁，仍无法站立。父亲忧虑地说：站不起来，怎么去上学呢？ 　　婴幼儿的适应力是极强的。我无论在家中，还是在院里，爬得都很快，很轻松，而要改变却很难。因为一旦拄上双拐，走路时我那条唯一能用上些劲儿的右腿，难以支撑全身重量。 　　父亲为我做了一双小小的木拐，教我站起来走路。我腋窝被拐杖咯肿了，手也磨破了，尤其是抬起拐杖时，必须支撑全身重量的那条腿，酸疼难忍。但我一声不吭，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再一步地向前走。 　　终于，我站起来了！并且艰难地行走了…… 　　尽管我终生离不开双拐，但我挣脱了一辈子爬行的厄运。 　　第二次：我有了笔和本子 　　父亲39岁那年，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母亲拉扯五个孩子，家中非常困难。一次开学时，我的学费被免交，母亲仍在为无钱给我买学习用品而着急，我高兴地向母亲擎起我的笔和本子-----笔是一截秫秸插入蘸水笔尖，本子是我用旧杂志订成的。母亲见了有点伤心，但这样的小米加步枪，并未影响到我的学习成绩，我在班上屡屡考第一名。 　　第三次：爬上坡顶 　　架双拐后，我不再爬，但例外的时侯也有。一个早春积雪融化的日子，我去上学（当时家住郊区），在一个陡坡上几次滑倒。看来我是无法走上坡了。我便一边向坡上依次扔上两条拐杖，一边向坡顶爬去。我满身泥水，但终于扶住拐杖在坡顶站了起来。我回头望去，见这样陡的坡我也上来了，心中特别高兴-----我觉得自己不是爬上来，而是飞上来的！后来，我依据此事写了一篇作文，老师送给校长看。校长在作文后面写了一段话勉励我：……不要让身体的残废束缚了你的发展自由，你是一个有前途，有发展的孩子，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一定有成功在等着你呢…… 　　第四次：选准目标 　　高中毕业时，我因身体残疾被拒于大学门外。这对我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不甘于沉沦，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奋斗目标。经过苦苦思索，我决定为孩子们写作。因为早在童年时代，我就读到了许多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我还没想到，中国是世界上孩子最多的国家，儿童文学作家却太少。也许更重要的是，我非常热爱这项事业。于是，我在自学大学中文系和生物系课程的同时，开始为孩子们写作。 　　如今，45年过去了。我一直沿着这条路在走。我深深感到，我没有半途而废，是因为我当初选择了一条最适于自己发展的道路。 　　第五次：发表处女作 　　1959年12月7日，我的处女作《小伞兵和小刺猬》在《新少年报》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将童话和科学融为一体。后来此文入选多达十种儿童文学，或儿童科学文艺选本，并被选入全国幼师教材。从此，我不断创作科学童话。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有关方面列为全国科学童话十家之一。 　　第六次：当义务校外辅导员 　　处女作发表后，我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相反，一度步入低谷，几乎所有稿件都被一一退回。原因到底是什么？当我明白这是由于我远离了孩子，便决心到孩子们中间去。我不顾行动艰难（那时我连手摇车也没有，只能架拐杖），主动到少年宫，以及家附近的小学担任义务校外辅导员，与孩子们交朋友。从此，我再写作时，便渐渐心里有数，退稿越来越少了。 　　第七次：文革时大量读书 　　文革开始时，我既没有工作，又不能写稿。大量空闲时间做什么？我很想读书，却找不到。大约两年后，一次，我听说道外区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截然不同，由于已六十岁的老馆员张老师严加保管，加之在冲击图书馆的红卫兵中，许多曾做过该图书馆的小服务员，被张老师成功的劝阻，因此馆藏图书基本保存完好。只是张老师怕被戴上放毒的帽子，一本也不敢外借。张老师是个老倔头。他极喜下象棋却常没有人与他交战，我便对他发起了象棋外交，经常找他下象棋，并帮他写《欧阳海之歌》等新书书评，从而拉近了我们的感情。后来，张老师在我答应保密的前提下，允许我用书包装满书籍回家去读。就这样，文革期间，我竟有幸读到几百本文学作品，这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八次：横渡松花江 　　文革期间，除了读书，为了增强体质，我还从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出发，成功地学会了游泳。1968年，我已31岁。5月的一天，我在江心岛的无人处，下到浅水中，发现自己身体的有利条件：由于自小拄双拐，两臂锻炼得健壮有力，且胸部发达，肺活量大，这使我能以臂代腿，而且较易浮起。经过多次尝试和苦练，我创造了双桨仰泳（仰泳，用双拐划水），双拐蛙泳（蛙泳，单臂挎双拐），随波逐流（身体与两拐各自顺流而下，拐杖离远时再逐一捉回）等特殊游泳姿势，第二年7月，就穿着全身衣裳，胶鞋，横渡了松花江。1970年7月14日的《哈尔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