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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选择:理性还是文化?——基于广州市的实证调查

社会学研究 教育选择:理性还是文化? ——基于广州市的实证调查① 王 进 汪宁宁 提要:学生的教育选择是如何做出的?影响教育选择的因素在不同制 度环境中的影响作用又有怎样的差别?针对以上的研究问题,本文将理性 与文化的视角相结合,发现理性选择因素与文化图示因素能够同时对学生 的教育选择产生影响。在理性选择因素中,个人因素对于教育选择影响显 著;家庭资源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大于经济因素。在文化图示因素中,群 体文化图示和个体文化图示对教育选择均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在进一步 区分了制度环境后发现,教育选择不仅仅是一个“ 自我选择” 的过程,同样 也是“制度选择” 的过程,上述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有着不同的作 用方式。在公立学校中,相比于理性选择模型,综合模型中理性选择因素 的影响作用会减弱;在民办学校中,相比于文化图示模型,综合模型中文 化图示因素的影响作用会减弱。 关键词:教育选择 外来工子女 理性选择理论 文化图示理论 制 度环境 在中国,随着城市中外来工的大量涌入,外来工子女的教育成为 了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中国公民权利的 实现具有“属地化”特征(蔡禾、王进,2007),因此获取“义务教育”这项 公共产品的权利是以当地户籍身份为凭证的。以广州市为例,大量外 来工无法取得广州户籍,因此他们的子女大部分无法与广州本地学生 一样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学校。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在城市中通常处 于中下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因此也无法通过经济的手段进入 所谓的“贵族学校”,而只能进入面向外来工子女的民办学校。这些学 校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上,都处在相对劣势的地位,无法与 公立学校相比。 面临入学机会不平等的同时,外来工子女还需要考虑在高中毕业 后的大学入学考试对于户籍的限制。教育部(2010)规定,高中毕业生 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这也就意味着无法取得城市户籍的外来 工子女是无法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而由于每个省所使用的教材和考 试科目的不同,外来工子女也几乎无法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在 这种高考制度的限制下,大部分的外来工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如果想继 ① 本文的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项目号:10BSH002),中山大学青年培育项目,中山大学 社会建设项目等的资助。 1 社会学研究 续读高中,只能选择“回老家”①就读,或是干脆放弃读高中,直接参加 就业或选择职业教育。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将外来工子女排除在高 中教育之外。 相比于城市学生,外来工子女通常有着较低的教育期望和不乐观 的教育选择。一项关于武汉市外来工子女教育期望的调查显示,仅有 约 20% 的外来工子女愿意在初中毕业后继续就读高中(甘丽华,2009), 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全国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 8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2012) 。 根据弗莱(Frye, 2012)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一篇关于青少年教 育期望的研究发现,生活在经济社会条件都较差的马拉维农村的学 生,虽然遭受着劣势的现实条件,他们却反常的表现出较高的教育期 望。弗莱认为,通常用于解释教育期望的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马拉 维学生看似不合逻辑的对未来较高的期望,需要引入新的解释模型加 以补充。在随后的分析中,弗莱引入了“想象的未来(imagined future)” 这一文化社会学的概念(Mische, 2009: 702) 。她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 想象和预期,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建立在现实条件之上的理性计算,而 应当看作是一种基于道德标准的自我“身份认知(identity)”,而这种认 知能够影响和指导人们的现实行动(Dewey, 1922: 322) 。 在马拉维,由于政府大力推动的一场强调所有的孩子都能够通过 教育改变命运、拥有光明未来的教育改革运动(Hau,1997 ;Wolf Kainja,1999)给身处马拉维农村的学生带来了向上流动的希望,使他们 表现出对未来“不合逻辑”的乐观和较高的教育期望。作者将这种观察 到的较高的教育期望归结为文化的促进作用下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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