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的建构与文化自信.docVIP

隋唐文化的建构与文化自信 张云鹏 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厦门工学院国学院客座教授 摘??要：隋唐时期的文化特征，既是隋唐时代历史转型与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又与杨隋和李唐二朝的政治统治秩序及相应的文化建构策略密不可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隋唐统治集团面对社会现实采取了相应的政治统治手段和文化策略？为什么同是高度统一的秦、汉和唐、宋，在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却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来？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儒学在隋唐和两宋为什么会有不尽相同的现实命运？而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唐代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取向上的多元共存、相激相荡的历史局面？从文化史的角度思索这些问题，对深入理解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文化自信”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在谈到中华文化的发展时提出：“文化自信建立在我国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中国“之所以应该有，也必须要有文化自信，这是对中国文明史加以研究的结果，它不仅仅是对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结果，而且也是对中国文明史加以审视的结果。”用文化自信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要不断寻找活水源头。 夫隋唐两朝为吾国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今广东、越南，秦朝设郡，汉武帝后又称交州——作者注），东至日本，西极中亚。……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莫不如此。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 陈先生的这些论说表明两点： 1、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于隋唐时期达到了中国中古历史的极其辉煌与鼎盛的阶段：不仅规模隆盛，气象万千，而且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2、同时，作为中华文化史的重要一页，唐代又成为新旧交替、从隆盛走向成熟的重要枢纽和转捩点。 那么，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深入把握和认识中古历史转型期中隋唐社会文化的独特性紧密相连。 我们认为，隋唐时期的文化特征，既是隋唐时代历史转型与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又与杨隋和李唐二朝的政治统治秩序及相应的文化建构策略密不可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时间的纵向即历史文化渊源的承继关系上看，它是以杨隋和李唐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对华夏文化所进行的一次变革性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转换，并最终呈现为隋唐时代独具的新兴文化精神； 从空间的横向即现实文化组成的整合层面上看，它是浑融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和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而建构起一种能体现隋唐气象、具有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特性的新型文化范式。 在思想意识和宗教文化上，也处于较为开放的状态中，儒、释、道相互融汇、相互吸收，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混融态势。 我们先看第一点，“关陇集团”的价值取向孕育了新型的文化精神： 以“关陇集团”为代表所建构起来的这一新兴文化精神来说明隋唐文化的某些方面，可以参照陈寅恪先生有关隋唐历史和文化的观点。在谈及李唐氏族与文化的问题时，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 所谓“塞外野蛮精悍之血”，包含两层涵义： 一层是指李唐一族所具有的少数民族血统； 另一层则是指李唐一族所混融的新兴文化精神。吴宓先生在《空轩诗话》中曾经写到：“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 而所谓“中原文化颓废之躯”，则是指已趋陈腐僵化的旧有之儒学，也即吴宓所说的“久远而陈腐之文化”。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李唐王朝之所以崛兴，并“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从而展现出气度恢宏、威力远被的大唐风貌，从文化史的角度审视，便在于它虽包含有异族之血脉却不乏博大恢宏之气度，虽承继华夏文化传统却能吸收融汇异质成分，遂革故（“旧染既除”）鼎新（“新机重启”），别开生面。 可以看出，能够造成李唐王朝“结果灿烂辉煌”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一加以“扩大恢张”的新兴文化精神。 那么，李唐王朝所具有的这一新兴文化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先生通过大量史料的细致考证，提出了自己的“隋唐制度渊源说”：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在此，陈寅恪先生是把以宇文泰等为首的“关陇集团”所创建的西魏北周的制度视为隋唐制度的三源之一；同时，他又指出，此源的特点：一是不同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二是具有胡汉文化混合交融的性质。 如果再联系陈寅恪先生于1942年撰写的《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我们会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李唐王朝在文化上的这一特征。在这部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