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和《史通》.pptVIP

第三节 史学评论的系统自觉 刘知幾《史通》是史学评论的巨著。但钱穆对其评价很低，他在《刘知幾史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做学问，只注重实际工作，很少写通论概论，《史通》则可说是中国一部史学通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史学通论。”随后笔锋一转，他论述道：“今天我们平心来看这两部书，由我的看法，《文心雕龙》之价值，实还远在《史通》之上。我曾讲过，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1] [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148-149页。 胡宝国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他说：《史通》的出现“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也说：“他（指刘知幾）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 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瞿林东在《中国简明史学史》一书中也认为：“这（指《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2] 李宗侗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对史学为批评讨论者，始于唐之刘知幾。”[3] [1]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第125页。 [2] 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44页。 [3] 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年8月第1版，第79页。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胡宝国等人的意见，认为汉唐时期史学发展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史学评论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 《史通》 《史通》分内外两篇：内篇39篇，论及史书结构、历史编纂法、历史文学、历史见识等；外篇13篇，论及史官建置、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史通》是对当时及其以前史学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所做的总结性认识。 一、史书“条例”的出现 晋代以后，史书中出现了“条例”。 所谓“条例”，是指作者在撰写史书之前预设的关于史书书法、史书结构的规定，即作史方法的问题。 下面两条史料，对“条例”的论述有何矛盾的地方？ 《文心雕龙·史传》称：“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记》、《汉书》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史通·序例》也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辩，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愈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直到东晋干宝“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 按刘勰《文心雕龙》所说，史书中的条例是从东晋邓粲的《晋纪》开始的，而按刘知幾的《史通》所说，则是从东晋干宝《晋纪》开始的。 二人说法虽稍有不同，但都认为史书中的条例始自东晋，而且他们提到的著作都是模仿《春秋》的编年体史书。 二、纪传编年二体优劣之争 1、断代纪传体的确立 2、断代编年体的确立 3、二体的优劣问题 1、断代纪传体的确立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是传统史学奠定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史记》是一部通史，通史的体例并不符合古代家天下和一朝一姓的格局。 班固的《汉书》，因袭纪传体，而改通史为断代史。这种断代纪传体则符合家天下、一朝一姓、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所以被相继沿用垂二千年。后来的正史基本上就是一朝一史（除南北朝时期以外，全是）。 对此，钱穆提出：“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大功。而换了朝代立刻来写一部历史，这是班固的贡献。以后正史都是学的班固《汉书》，这就无怪乎要‘迁固’‘史汉’并称了。”[1] [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96页。 关于“史汉”的评价问题 范晔在《后汉书》里对司马迁和班固评价道：“迁文直而事核，固文瞻而事祥。”这十字，十分有道理。不过，历史上对“史汉”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大致与时代背景有关。 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总结道：“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