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的检察机关“行刑衔接”的功能演变及社会管理解析.docVIP

　　关于的检察机关“行刑衔接”的功能演变及社会管理解析 检察机关“行刑衔接”的功能演变及社会管理解析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检察机关“行刑衔接”的功能演变及社会管理解析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衔接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要]行刑衔接机制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行政权接受检察监督的一个平台。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制度中的职能、定位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程。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职责、行使检察权对行政权的一般监督，具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本质属性。 　　具有行政执法权限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履行管理社会秩序、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执法义务过程中，发现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将该案件移交或移送刑事案件管辖机关处理而在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管辖机关之间发生的程序性事务，称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机制。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理论界与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实务界分别对两法衔接程序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践运作。本文从结合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阐述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制度价值的演变历程，论述检察机关作为行刑衔接制度主体，对社会有序治理所具有的功能。 　　一、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的功能演变 　　有学者认为，行刑对接模式，先后经历了单一式衔接、单位联络式衔接、信息共享式衔接、检察调查式衔接的过程。[1]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中，作为监督机关，检察权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其监督具有专门性、国家性和一定的强制性，赋予检察机关判断和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权力是有法理根据的。[2]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行刑衔接程序机制中的制度价值，呈现从无到有、从弱化到逐步强化的演变过程。 　　1.主体演变：行政执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主次的异位 　　2001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以下简称“国务院《决定》”）首次提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也就是与公安机关的衔接，并没有把检察机关列入衔接主体。同年7月又颁布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国务院《规定》”），要求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应当移送两类涉罪案件：一类是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件，另一类是向检察机关移送的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该《规定》虽然把检察机关作为衔接机制的组成部分，但衔接机制的主导者仍然是行政执法机关，行刑能否实现衔接，关键在于行政执法机关是否移送涉嫌犯罪案件。2004年3月，国务院整规办、最高检、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以下简称“三部门意见”）要求“人民检察院应当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反馈落实情况”。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开始体现出监督者的主导地位，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为加强监督。2006年1月，最高检又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四部门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监督的具体措施，如“可以向行政执法机关查询案件情况、要求行政执法机关提供有关案件材料或者派员查阅案卷材料”等，并把“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修正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2011年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由国务院法制办、中纪委、最高法、最高检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或者公安机关应当受理而不受理、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举报”的调查处理权，同时又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逾期不移送案件的跟踪监督权、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立案监督权以及对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有关人员的追责权。可见，随着行刑衔接机制的不断完善，检察机关对行刑衔接具有法律作用上的刑事程序监督的地位。 　　2.参与过程演变：阶段性衔接向全程性衔接的拓展 　　根据“国务院《决定》”第3条“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和第9条“行政执法机关接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通知书后……也可以倡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的规定，经济领域发生的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案件是否移送均由行政执法机关决定，检察机关能否介入案件的监督，也由行政执法机关掌控。就是说衔接机制的法治化是从“事后衔接”起步的。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实践中的信息沟通不畅、案件移送不及时、协作配合不规范等理由。为此，“三部门《意见》”要求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联席会议制度、移送备案制度、重大案件通报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