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文学现场、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从莫言获奖说开去.docVIP

　　分析文学现场、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从莫言获奖说开去 文学现场、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从莫言获奖说开去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文学现场、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从莫言获奖说开去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中国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论是从哪个角度讲，顾彬的标准只是他虚幻的世界文学想象，而不是真理。今天看起来，中国学者们的观点和认识依然是对的。　　吴雪丽：“顾彬现象”和学界对“顾彬现象”的回应实际上是困扰中国文学多年的一种“焦虑”，也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这当然和中国痛苦的历史经验相关。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始终处于“西方”的压力 对话人： 　　张 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吴雪丽（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统学院副教授） 　　从莫言获奖说起 　　吴雪丽：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坛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莫过于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这不仅是文学界的大事，而且具有“中国”作用。从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似乎觉得和诺奖越来越近了，以至于1980年代尹昌龙对当时的“寻根派”调侃道：“我们隔着都市红尘有些矫饰地眺望着贫穷的故乡，努力地‘记起’故乡并不贫穷的文化‘积淀’；我们想象着‘寻根文学’辉煌的前景，仿佛看见一个就要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寻根’作家，正欢天喜地地走在去斯德哥尔摩的路上。”未曾想，这样的“在路上”一走又是三十年，可以说，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又翘首企盼了三十年，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先是向“西方”学习，后来又回归中国本土经验。“走向世界”成为整个民族的期盼，随着文学距离大众的日常生活渐去渐远，却是全民持久的诺奖情结，你怎么看待莫言获奖的作用？ 　　张莉：莫言获奖后一个星期，我们学院当代文学专业老师跟同学作了一次交流。座谈会上有几个花絮。一位俄罗斯同学说莫言获奖那天俄罗斯也有很多的报道和介绍，他说在2008年后，中国又一次因“好事”而被全世界关注，他真为此感到高兴。与之相对，一位中国学生很痛苦，他说他知道莫言获奖后难过极了。他的反应让所有人吃惊。他痛苦的理由是，中国作家不配获奖，鲁迅早就说过了；另一个理由是，他觉得《生死疲劳》里，莫言只会讲故事，只顾形式，除了形式和故事他还有什么。我同事问他是否读过《生死疲劳》。他说他没读过，只是刚才听老师讲过，他觉得诺奖授给这小说不公平，他觉得莫言最好的小说是《红高梁》、《透明的红萝卜》。我们赶快告诉他，诺奖不是授给一部小说。这个回答其实也说明，他连诺奖的基本知识都没了解全，就自己“痛苦”去了。当然大部分同学很兴奋，相信你也能感觉得出，莫言获奖给我们的文学环境打了一针强心剂。那位俄罗斯同学的反应我理解，他是学中国文学的，又热爱中国文化，所以渴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那位中国学生我只能试着理解，毕竟他没有生活在真空里，他是在某一种文化语境里长大的。 　　吴雪丽：也和你说件有意思的事，莫言获奖的消息刚发布的那个晚上，有个同事获知消息就打给我，第一句话是“你发财了”，说得我一头雾水，再问，才知她错误地以为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莫言，像个笑话。但接下来我就想，莫言的获奖对于出版商或者经纪人来说确实有“市场”的作用，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我的第一感觉是：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可以借此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正名”了。在学界，我常常会有一种尴尬的体会，文艺理论的学者觉得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是“学问”，甚至于在现当代研究领域，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也会认为我们的当下文学批评没有“深度”，他们常常“不屑于”或“不愿意”关注当代作家和作品，而莫言的获奖，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作用上说明我们的当代文学写作是有力量和有作用的，当代小说是丰富、厚重的，是可以“走向世界”的，而当代文学研究也是有必要的。这就和你说的那个理由很类似，不读当代作品的人，却常常质疑当下写作的水平和质量。 　　我记得我们俩当时也讨论了莫言的获奖，一致认为是“名之所归”，他的想象力、他的形式创新、他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他对中国历史疼痛的书写，都使他的写作丰富而博大，这是可以代表“中国经验”的作家（当然，中国还有其他和他一样优秀的作家）。莫言从1980年代开始写作，就显示了他的锐气，而且从那时起，莫言和潮流写作所构成的“对话”就颇耐人寻味。他的“红高粱”系列所建构的民间美学和大地诗学被认为是“寻根”的终结、新历史写作的开端。而今天，我们从莫言所提供的“中国经验”的脉络梳理他1980年代以来的书写，会发现他不管在1980年代普遍“西化”的语境中、还是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对“传统”的回归中，他都始终是一个“中国”书写者，虽然在形式上，他对西方文学、中国民间的资源都有借鉴。 　　莫言的获奖也让我想到2006年顾彬断言“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这个事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曾在文坛和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