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现代政治的困境及其“救赎”.docVIP

　　浅论现代政治的困境及其“救赎” 现代政治的困境及其“救赎”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现代政治的困境及其“救赎”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韦伯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础，即理性官僚制。　　其三，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来看，现代国家是形式合法性/法理型统治类型的国家。合法性是指权力的精神形态，指的是权力之所以具有权威即取得民众认同和服从的内在理由，其为主权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民意基础。在韦伯看来，法理型统治形式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其为现代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正是由 [摘要] 　　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中，主权、官僚制和形式合法性是现代国家的三要素，其核心精神是理性化，构成了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主要特征。但是现代政治并没有消解其内在困境，其内在悖论失衡的表征是形式合法性的政治载体即官僚体制不可避开地占据了政治生活的强势地位，从而形成了现代政治三重可能的缺失：官僚制对于个人自由的压制、民主监督的不可能和官僚权力膨胀与责任缺失导致的效率低下。根据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梳理出韦伯将现代政治“救赎”的希望寄予具有克里斯玛权威并负有责任伦理的政治家，从而使现代政治取得新的平衡。 　　（关键词] 现代政治 困境救赎政治家责任伦理 　　[] A [] 1007-1539（2013）02-0091-08 　　韦伯以主权、官僚制和形式合法性三要素作为支柱构建了其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核心精神是理性化，构成了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主要特征。理性化构筑了现代政治中的新的悖论与紧张关系，理性化的扩张最终导致了现代政治内在的失衡——官僚制的盛行，从而危及了现代政治所珍视的价值观：自由和民主，甚至还有效率。在韦伯的时代，虽然现代政治的历史形态还没有充分展开，但是韦伯已经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现代政治的困境，虽然对此前景颇为悲观，他还是努力为现代政治寻找可能的“救赎”希望。 　　一、“现代政治”的韦伯意涵 　　基于最早形成现代国家的西欧的历史经验，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一文中赋予“政治”以现代内涵。根据韦伯的解释，概括起来，政治就是国家之间或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过程），而国家正是暴力正当使用“权”的唯一。现代国家是组织政治权力的强制性团体，能够在一定疆域内将作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现代国家的形成，也就成为传统政治转向现代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归纳，韦伯关于现代国家的定义包含了三个要素：领土、暴力的垄断以及合法性，“对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垄断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但也有学者认为权力运作的形态与性质即“官僚制”与“强制性”才是韦伯著作最为核心的议题，官僚制是关于权力运作的“知识”与“技术”基础，足以彰显现代国家有别于过去的特殊条件与权力运作的形态，因此韦伯的观点打开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视野。 　　韦伯所界定的“现代政治”或“现代国家”内涵相当丰富，以上说法并没有完整归纳出韦伯关于现代政治的深刻内涵，也没有清晰地梳理出其中几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将韦伯的“现代国家”的内涵分解为三个要素：主权、官僚制和形式合法性，对于三要素的展开论述则构成了韦伯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据此也能较完整地考察韦伯关于现代国家的观点。 　　其一，从权力的物理形态来看，现代国家是民族一主权国家。权力的物理形态是指权力的集中程度和所指范围。现代政治的首要特征是权力集中程度和所指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程度上看，权力多元化、分散化的封建国家转变为权力高度集中化的、对外独立、对内最高的主权国家，形成了对暴力的垄断，成为“权力的集装器”；从地域范围来看，民族的疆界开始确定下来，从而勘定了权力所及的地理界域和人口范围，民族国家开始出现。“民族国家是政治和地理的奇特组合，这种组合使得国家机器和行政控驭得以覆盖国内全部疆域，国家的支配能力空前强大。 　　其二，从权力的组织形态来看，现代国家是官僚制国家。理性官僚制是造就强大主权国家的关键性制度基础（包含了一套正式的组织和规范化的程序），理性官僚制的形成、职业政治家的出现是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西欧封建社会末期，政治日渐职业化和专业化，而其表征就是官僚制度的建立和职业政治家队伍的形成，这与过去行政管理的业余性质形成了鲜明对比。理性官僚制造成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支配整个政治运作的手段都集中在唯一的最高领导人的手中”，从而推进了君权专制化和中央集权化即主权国家的形成，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前身——绝对主义国家，从而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显示了极大的效能优势。因此，如同“所谓的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唯一的尺度一样，迈向官僚体制的官员制度的进步是国家现代化的同样是明确无误的尺度”。推翻君主制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继承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制度基础，即理性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