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文艺对政治的反向意义.docVIP

　　简谈文艺对政治的反向意义 文艺对政治的反向意义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文艺对政治的反向意义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胡风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 要：英语世界的胡风研究成果颇丰，其中最突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诞生的两本专著邓腾克（Krik Denton）的《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自我”理由：胡风与路翎》和舒允中的《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两部作品研究对象相似，观点却针锋相对。本文梳理了两者分歧产生的理由、分歧的内涵以及孰是孰非的理由，并借此深思胡风研究的现实作用——理论与实感理由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权力理由。最终这两个理由将指向关于文艺对政治反向作用的深思。 　　关键词：胡风 舒允中 邓腾克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试着回答这个理由的时候，难免会想起“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从属论”的口号，从而盖棺定论地得出答案：文艺不应与政治沾边，如此便会立即丧失主体性。的确，我国特定时期的政治曾经导致文艺的荒芜与萧条，至今令人心有余悸。然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否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必定，还是拥有复杂多元的可能？当我们因为历史理由对文艺与政治关系产生这样的认知时，是否是一种矫枉过正（Over Correction）？ 　　如果我们将这样的反思延伸，可以获得一些联想：西方文学批评领域，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生态批评等被冠以文化批评之名，具有明显的政治化色彩，这些文学理论的繁荣是否能说明政治对文艺的作用并不是仅仅是负面的？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在《多国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他认为第三世界的个人与公共尚未分离，一切文本都带有政治的维度。如果我们接受他的看法，是否就应当以不可分割定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曾经质问：“底层人能说话吗？”那么在这组关系中，文艺难道扮演着沉默的“底层人”（Subaltern）吗？抑或曾经发出过不同“音频”的有力声音呢？换句话说，文艺是否有作用于政治的可能呢？ 　　一、胡风研究的现实作用 　　胡风的一生，应当说是值得书写的一生。他从偏僻的乡村来到都市，接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逐渐发展出具有独立作用的理论体系，成为鲁迅的继承者。然而由于其文论思想与受政治挟制的时代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成为左翼文学批评界的“孤独者”，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突出地扮演着悲壮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胡风集团”的冤案得到了平反，胡风文艺思想的价值也逐渐得到了阐释与认可。今天，我们很容易将胡风想成一个历史人物，甚至认为以具体的文学论题来看，对胡风的书写似乎已经过时、已经“结案”。然而，不论是胡风的文艺思想，或是胡风本人的人格精神，都暗示着、提醒着文艺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具有反思与探讨的现实作用。 　　首先，在胡风文艺思想内部，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理论与实感的理由。胡风曾在他的评论集《后记》里强调他接受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凭着实感的。胡风重视实践与理论双向平等的关系，这也是他能够自觉地用实践来校正自己的理论，不盲从、不教条的理由。在西方理论汹涌而来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广场恐惧症与幽闭恐惧症同时存在的窘境，一方面不知该往何处去、用什么样的理论解决实际理由，另一方面又陷入没有理论就没有话语权的恐惧的迷思。在这样的情境下，胡风的文艺思想应当能为我们提出参考。 　　其次，跨出文艺研究的栅栏，观察胡风本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人格精神，不难发现胡风身上体现出的是知识分子责任与身份的理由，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权、与群众的关系理由。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曾这样说：“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憾的权力而丧失天性，而是——再次重申我的论点——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1]胡风正是另类的知识分子，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时代性。然而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些学者指责胡风是谋权夺利之徒，甚至认为一旦胡风成为掌权者，他将会更加专制。胡风究竟是具有强烈使命感与道德感的知识分子，还是弄口鸣舌、挟势弄权之徒？在今天，知识分子究竟应当将学问专门化、或是走出象牙塔积极参与历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深思的理由。 　　深思这些理由，不妨参考英语世界的胡风研究。其中固然有不少出色的成果，但最为突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诞生的两本专著。其一是在七月派内部进行研究的邓腾克出版于1998年的《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自我”理由：胡风与路翎》。邓腾克是近年来重要的中国现代文论研文艺对政治的反向意义由写论文的好帮手.提供, .究者，本书分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