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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谈金融转型与整体金融改革 金融转型与整体金融改革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金融转型与整体金融改革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改革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职能的决定的。笔者在研究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和虚拟经济两重性时探索了利息的起源和食利者阶层（存款人、居民投资人和整个金融部门）的合法性基础，通过将研究资源配置优化理由的现代经济学与研究利益分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得出了具有创新作用的研究结论：金融业的核心作用在于引领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通过把社会稀 中国以低利率和行政措施配置廉价资本的金融抑制政策，在工业化战略和渐进经济改革成功后未能及时退出，其社会成本呈现日益递增的趋势。本文先对金融抑制政策的基本特征作出分析，并划分出前后继起的四个阶段，然后分析当前抑制型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理由，揭示出金融转型的内涵和客观要求，进而提出金融转型需要推进的整体改革思路。 　　一、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基本特征与四个阶段 　　金融抑制政策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战后日本实施的一种服务于工业化战略的金融配套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低利率政策和政府对低成本资本配置的行政管制或积极干预。政府通过实施低利率政策人为降低资本成本以鼓励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通过产业政策和行政管制手段将供不应求的廉价资本导入政府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企业。 　　笔者将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实施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相同，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是1952-1985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时期。这一时期政府实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通过压低农产品收购价并提高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品价格将农村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部门中来，并通过工业利润上缴国家而进行几无成本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据专家估算，这一时期国家从农村获取的转移收益大约为8000亿元（毕泗生，2003）。同期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4420.18亿元，其中国家的投资总额为8451亿元，通过价格剪刀差转移的资本分别占到55.5%和95%。[1] 　　第二阶段大致为1979-1993年收获货币化利益的阶段。麦金农（1991）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中提到了东欧国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并伴随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金融转型与整体金融改革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zgl2占GDP比例衡量的货币化程度仅为25%，货币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超发部分为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所稀释，从而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这一时期货币化利益（即不引起通货膨胀的货币超量发行收益）约为 8447亿元，年均为GDP的5.4%（谢平，1996），1993年高达GDP的11%（世界银行，1996）。1991年M2占GDP比例达到97%，于是1992-1993年出现了20%以上的高通胀。这意味着货币化利益已经耗尽，通过货币超发支持政府投资的政策不再具有可行性。 　　第三阶段是1991-1997年银行功能的财政化时期。改革开放前半期具有“藏富于民”的特征。城乡个人收入占GNP的比例从1978年的50%增加到1995年的70%，国家总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则从1979年的34%下降到1997年的10.7%。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前一度达50%的水平下降到40%，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话，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则下降至20%。[2] 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内部大规模的隐性失业，国有企业长期亏损。1985-1994年通过财政预算渠道给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平均为GDP的5.63%。由于政府财政实力的下降，这一时期的财政补贴是逐年下降的，从1985年的7.5%下降到1994年的2.2%。另一方面，通过国有金融渠道进行的隐性补贴迅速上升。1987-1995年公共部门的平均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1.16%，其中通过银行部门的融资占GDP的比重达7.09%。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呈现出银行贷款代替国家注资的趋势。比如，1994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平均为80%，其中80%的企业负债率为90%以上（张杰，2001）。银行通过高利率政策[3]吸收居民存款，替代了政府的税收功能，在“拨改贷”的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它又替代了政府财政制度。国有商业银行通过给国有企业发放工资贷款、“饺子”贷款、“安定团结”贷款，起到了稳定国有经济和整个宏观经济的作用。此时，政府通过增量改革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壮大起来的非国有经济吸收前者“减员增效”时释放的下岗工人，承接国有资本战略调整、退出竞争性行业时的国有产权，实现了中国渐进经济改革的成功。这一时期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积累（国际市场预测四大国有银行1998年不良资产比率为48%），可以看作是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在国有银行体系内的沉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加入WTO五年后全面开放银行人民币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