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八旗不堪清廷被迫用汉却始终防范.doc

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却未阻断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也未能解决这一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百年之际，我们挑选了十几个关键词，将它投射回1911年的中国，希望能够藉此拉近历史的时空距离，看一看100年前这个国家在为什么样的事情焦虑、困惑，继而努力改变它。[详细] 八旗不堪，清廷被迫用汉却始终防范 清朝满汉隔离政策 行政制度：满人和汉人被区分为不同类别，满人被登记为“旗人”、而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汉人）被登记为“民”，这种区分是世袭永久的职业身份：旗人在需要时作为士兵出征，不当兵就只能担任朝廷官员或务农，禁止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居住地：有一半旗人作为世袭的驻京八旗居住于北京，其余大部分作为91个驻防八旗分布全国各地，自由迁徙将被视为叛逃者社会生活等：满人不能与汉人通婚 太平天国之变，旗人军队不堪重用，反要依仗汉人组织乡勇抗击。1855年重入军机处的晚清重臣文庆就曾说，“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此时双方战事处于焦灼状态，湘军与太平军在长江一带拉锯对抗，文庆不仅力保战事连连失利的曾国藩，还秘密推荐胡林翼等湘军将领。文庆这类“重汉轻满”的言行背后，其实反映了晚清政治的一个重要现实，即放眼旗人，少有能干之士足以承担国事。在肃顺当权期间，对汉人大员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多有重用，当鸦片战争爆发，满人官员几乎步步失措，不得不将权力拱手相让于汉人大吏。咸同年间的满人大员们敢于大胆任用汉人，一来由于时势如此，不得不为，二来则是由于满汉官员间虽互有罅隙，但仍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富国强兵、抵御列强。[详细] 但是，这类暂时依赖依然掩盖不了满汉之间深层次的芥蒂以及满清统治者维护统治利益的考虑。在重用汉人的同时仍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夷夏观。太平天国后，清廷开始运用各种策略来抑制、打击、分化和瓦解地方实力派集团，扶持清流派从舆论上抑制地方权力的膨胀。庚子后，为了消除汉人地方大员崛起的影响，皇室亲王开始打破不许“亲王干政”的惯例，陆续进入军机处。1884年，礼亲王世铎进入军机处，载漪也曾短时间入职军机。1901年，奕劻更是被任命为外务部大臣，成为第一位掌管特定中央机构的亲王，皇室宗亲开始广泛渗透中央一级的权力中枢。“满汉”关系一步步地演变为皇族与汉族大员及立宪派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博弈，皇族对于权力的冲动也终于在内外交迫下被一点点地激化出来。[详细] 帝幼臣强，溥仪时代满清宗室拢权诉求与立宪放权矛盾 旗人的政策优待 在1862—1894年间，三年一次的会试工选拔出4457名进士，其中旗人为242人，约占5.4%；这个数字大大高于旗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 满汉共治不适用九品官阶系列中的中低级官员队伍，这一部分官员中，满人在数量上和比例上都远远超过了汉人。在内阁中，24个中级只为有20个（约83%）都是满人担任；六部的户部，三个中层品级的141个编制内职位中，有97（约69%）职位由满人担任。在对清朝14个中央重要部门中2277个职位的详尽分析，有1559个职位（约68.4%）只任命满人（1255个皇族和满洲旗人），416个职位只任命暗含，另外仅有302个职位没有明渠区分满汉。 1908年8月27日，由于各地要求立宪的请愿诉求越来激烈，慈禧太后同意制定立宪期限表，三个月之后，慈禧太后去世，宣告晚清最后一个“强人”时代的结束。25岁的载沣因“子贵父荣”（其子溥仪继位）而一跃为最高权力执行者——摄政王，他在摄政初期虽试图处理满汉关系与立宪问题，但在沿袭慈禧太后在庚子后的集权策略方面显然更为热心：1909年初，载沣以袁世凯染患“足疾”为借口，下谕解除其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一切职务，随后，袁世凯的亲信们也陆续遭到清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被调任邮传部，解除协办北京警务的赵秉钧内务部侍郎职务等，虽然当时袁世凯的解职主要是因为朝中大员试图平反戊戌变法，而牵连到袁氏，但这与慈禧在庚子之后收拢汉人权力的趋势却也一脉相承。载沣还不断强化作为摄政王所拥有的军事统率权。1909年7月15日，载沣以摄政王身份摄行海陆军大元帅，并以其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次日，又以其另一弟弟载涛管理军咨处，形成摄政王三兄弟把持军政的局面。1910年8月17日，贝勒毓朗补授军机大臣；1910年11月5日，载泽、溥伦奉派为纂拟宪法大臣。这种情形发展到1911年，便是皇族内阁的出台。[详细]而对于立宪派而言，资政院的设立一方面让他们看到了立宪的希望，但他们一方面又无法接受九年的预备期，而且此时各地督抚也开始附议立宪派的呼声，要求成立内阁国会，缓解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压力。因此在1909年和1910年，全国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活动，甚至部分满汉督抚也开始联名电奏，要求速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而载沣却表现得优柔寡断，他先是答应提前召开国会，并在这之前组织内阁，但一方面他根本无法妥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