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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柴 静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高秉涵的父亲一起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高秉涵父亲在冲突中被枪杀。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拧着他的耳朵叮嘱，“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九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待贪吃完这口石榴，他再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1949年，他随着人流挤上了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00多万人突然涌入的台湾，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靠着这张纸，高秉涵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着手中的药瓶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按照当时台湾《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条，他被判处死刑。姓郑的士兵对审判他的高秉涵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的灵魂就可以去看他妈了。”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瘫痪在床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涵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从1992年开始，他把那些没有子女的老友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送回大陆家乡。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经他送回的骨灰有四五十坛。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请他们转交。说不清确切地址，他就写：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这封信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春生是高秉涵的小名。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的小棉袄。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1991年5月高秉涵终于回到故乡探亲，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啊，”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村口的老榆树还在，撸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放在嘴里，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