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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学 文艺复兴和早期市民文学　15世纪下半叶，人文主义在德国开始传播，到16世纪初形成高潮。约翰·罗伊希林和乌尔里希·封·胡滕是德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代表，用拉丁文写的《蒙昧者书简》(1515～1517)是它的重要文献。　　 人文主义思想传播的直接结果是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马丁·路德和托马斯·闵采尔作为这两个运动的代表人物，也为德国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马丁·路德一扫上层知识分子用拉丁文写作的积习，用通俗的德语向他的敌人宣战。他用德语翻译《圣经》，为现代德语奠定了基础。闵采尔撰写的革命檄文是德国文学中最早的革命宣传文学。　　 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虽未象它的西方邻国那样产生伟大的文学巨人，但反映市民阶级利益的市民文学还是在缓慢地发展。首先市民们创造了适合于表现他们自己要求的文学形式，工匠歌曲就是其中之一。宗教改革前夕，他们更以传单、歌曲、笑话和戒斋节戏等形式来批判他们的敌人，维护自己的利益。泽巴斯蒂安·布兰特的《愚人船》(1494)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作品。　　 早期市民文学主要是讽刺文学。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市民阶级不敢再公开讽刺当权者，小贵族、小僧侣和农民就成了他们讽刺的主要对象。萨克斯是位多产作家，他写过工匠歌曲、诗歌、笑话和戏剧，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完善和发展了戒斋节戏。菲舍尔特的作品战斗性最强，他曾讽刺过教皇和罗马教廷。　　民间故事书在16世纪市民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前身是民间笑话。笑话故事松散，而民间故事书则已经是围绕一个人或一件事来安排故事情节，初步具有了小说的结构。《梯尔·欧伦施皮格尔》、《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和《希尔德市民故事集》是最著名的故事书。尤其是《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不仅在当时深为人们所喜爱，后来也一直在民间流传，而且它还是后世许多作家取材的一个源泉。　　 17世纪文学　三十年战争的浩劫，使德国经济凋敝，国家分裂，领主专制进一步巩固。这种形势大大阻碍了市民文学的发展。大多数市民出身的作家，不是继承和发展16世纪市民文学的传统，而是依附宫廷，为王公服务。他们一味摹仿外国，玩弄形式游戏，形成了所谓的“巴罗克”风格。这种宫廷文学统治了整个17世纪的文坛，而且延续到了18世纪上半叶。　　17世纪的德国文学也有不少成就。马丁·奥皮茨致力于建立新的诗歌形式，他的《德国诗论》（1624）是德国文学中第一部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他还积极支持诗人和学者为纯洁德语而建立的“语言学会”的活动。弗莱明、洛高和格吕菲乌斯的诗歌标志着市民文学的新发展，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和颂歌是这一发展的顶峰。　　 小说家格里美豪森、莫舍罗施和贝尔的作品，跟当时流行的宫廷小说不同,受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启发,大多取材于笑话和民间故事书。格里美豪森的《痴儿历险记》（1668）是17世纪德国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它发展了12和13世纪宫廷史诗以一个人为中心的写作手法，开日后所谓“发展小说”的先河。在戏剧创作方面，重要的作家有格吕菲乌斯和韦泽。　　启蒙运动　自从17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逐渐从三十年战争的浩劫中复苏过来，市民阶级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随着这一形势的变化，市民文学也在艰难地发展，到了18世纪中叶终于取代了封建宫廷文学的统治地位。从此德国文学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市民文学进入了它的繁盛期，而启蒙运动就是这一大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在先进的英国和法国的影响下兴起的，它同其他国家的启蒙运动具有共同的性质和目的。不过，由于德国政治经济落后，运动只限于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直接地公开地在政治和国家领域批判封建势力。德国的启蒙主义者更多地致力于确立符合理性的道德观念，并企图通过启蒙教育使所有的人（包括封建贵族）都能按照新的道德准则行事。　　德国的启蒙运动在哲学上的先驱是莱布尼茨和他的继承者沃尔夫。沃尔夫的学生戈特舍德首先掀起了这场文学运动。戈特舍德主要反对宫廷文学的“巴罗克”风格，反对戏剧中的混乱状态。他主张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及其理论为典范来创立民族戏剧。这种戏剧必须严格遵守“三一律”以及其他规则，每部作品都必须以一种道德原则为依据，以期对人进行道德教育，从而达到改善社会的目的。　　 戈特舍德的主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到了40年代，首先是瑞士人博德默和布赖丁格向他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启蒙运动内部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以法国的高乃依和拉辛为榜样，还是以英国的弥尔顿为榜样。从这一争论可以看出启蒙运动迅速前进的步伐，但同时也说明当时的德国文学尚缺乏民族内容。　　 反对戈特舍德的还有他的学生即“不来梅杂志同人”。他们于1744年在不来梅创办了月刊《理智和机智的娱乐新论》，这标志着启蒙运动的新发展。为月刊撰稿的重要作家有拉伯纳、盖勒特和约翰·埃利阿斯·施莱格尔等，他们在寓言和戏剧创作方面作出了贡献。不过，早期启蒙运动最主要的成就不在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