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属与分立十九世纪台湾港口城市的双重贸易机制.ppt

清代臺灣港口城市的發展及其商業文化;一、前言;;1860年代，臺灣開港之後，面臨一個所謂「交通革命」和「商業革命」的新變局。 過去的討論，特別強調洋行壟斷臺灣的對外航運和貿易，甚至造成臺灣傳統進出口貿易商人組織郊的沒落。 除了競爭關係之外，洋行與華商之間，特別是與郊商之間的合作關係卻是較少被注意的。 謝美娥的研究仍以條約港的海關資料來概說全臺，並指出十九世紀茶葉栽種的擴張影響稻作，甚至以清末臺北盆地進口米的事實，主張1870年代以後臺灣已經不再對外出口米。;清代臺灣並非一個同質區域，而有顯著的地域差異存在。 本報告簡述臺灣港口城市的發展，並說明傳統港市和國際港市商業文化的差異。 商業文化則主要從商人組織、商品、貿易網絡、投資以及資金融通等面向來觀察。;二、由正口到國際港埠;鹿耳門成為臺灣對外貿易的唯一窗口，沿岸各港口按規定均必須透過該港進出口商品。 這個政策也形塑了臺灣主要與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特別是福建的貿易分工機制。（臺灣的糖、米、油等農產品，交換中國沿海的布匹、紙、建材、瓷器等手工製品和日常用品） 雍正至道光年間，臺南糖銷往華中、華北。此外，至雍正年間，臺灣仍延續鄭氏王朝時期的習慣，與日本長崎猶有貿易往來。主要輸出糖、鹿皮到日本，而由日本輸入銀、銅以及海產。;乾隆年間之後臺灣的中北部陸續進入拓墾狀態，米穀生產旺盛。 原來僅由鹿耳門出入的單口對渡政策，也越來越不符合地方經濟發展後的實際需求 。 乾隆49年（1784）和53年（1788），為了治安和地方經濟發展的考量，清廷遂正式開放臺灣中部的鹿港與福建泉州蚶江、北部的八里坌（今淡水八里，1820年後改泊滬尾）與福州的五虎門直接對渡，而形成北、中、南三個正口與福建貿易往來的型態。;道光6年（1826），由於山後的噶瑪蘭（宜蘭）開墾完成，形成獨立的地域經濟體系，又開該地的烏石港為正口，與福州五虎門對渡，米是主要出口商品。 另一方面，臺灣中部地區發展迅速，單鹿港一口已不敷實際需求，加以臺運官穀到福建之需，遂新開海豐港（又稱五條港，今雲林縣麥寮）一口，成五???正口與中國內地對渡。 ;道光末年之後，因應各地經濟發展、臺運廢止以及地方衙門可以徵收船隻規費作為地方官津貼或衙門公費等因素，港口政策逐漸寬鬆。 道光末年至同治年間地方廳縣逐漸開放沿海貿易私口與大陸內地港口貿易，大多稱作「小口」 。;1860年，臺灣（臺南安平）、淡水兩個港口開放為通商口岸，打狗與基隆則是附口。 臺灣南部生產的糖、中北部生產的樟腦以及北部的茶葉，因是國際商品，主要由通商港埠輸出。 其他傳統港口，一方面仍繼續直接與中國沿海各地貿易，同時也透過通商港進出口國際商品。;19世紀中葉，依據港口規模與地域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臺灣的港口系統形成南北兩個核心港口、正口以及小口等三層系統。 國際港埠的貿易範圍擴及世界各地，傳統港口的貿易網絡雖然北至錦州、天津，南至香港，但是仍以福建各港為主。 臺灣港口城市也出現通商港埠和傳統港市兩種類型。 ;三、傳統港市的貿易型態;19世紀末鹿港的郊商主要出口臺灣的米、砂糖及油到中國大陸市場。貿易網絡最遠至天津、上海，但仍以泉州各港居多。 ;鹿港是正口，腹地範圍涵蓋整個中部區域，貿易量較多，因此逐漸發展出與泉州固定商號之間的委託貿易制度。 鹿港商人與泉州商人之間也有密切的合夥投資關係，卻是在小口型港市少見的現象。 郊商以中小規模居多，因此資金交易除了現金之外，大多透過幾個商號之間相互對帳、過帳交互計算方式，或是透過泉、鹿兩地本分號之間的匯兌，解決彼此的帳務。因此，鹿港始終沒有出現在中國內地相當流行的錢莊、票號等金融機構。;小口型港市－以竹塹港為例;與中國沿岸貿易的地點，北至天津南至香港，但是互動最為頻繁的地區依序是泉州和福州。 很明顯地，中北部小口型傳統港市的貿易圈仍集中於福建，特別是泉州地區。;19世紀初期，竹塹港已先出現塹郊。郊數少，特別是只有一個郊，是這些小口型港市的共同特徵。 在地郊商大多經營九八行居多，且以出海（類似今日船長）負責買賣商品的整船貿易，是這些小口型港市的主要貿易型態，而似乎沒有出現鹿港那種委託貿易制度。 竹塹在地郊商與大陸商人之間甚為疏離，鮮見鹿港般兩地商人之間的合夥投資關係。 ;四、國際港埠的貿易型態;以與中國沿岸的貿易而言，由於通商港以輪船運輸為主，沒有傳統中式帆船遠程航行的種種限制，而突破過去正口港市時期以福建為主的貿易圈，與華中、華北及廣東有更頻繁的貿易關係。 開港帶來了新契機，也造就南北兩大城市由傳統正口港市進一步躍升為國際港市。 特別是1870年代後，北部臺灣因茶葉貿易大興，淡水港新商業中心大稻埕趁勢興起。 ;大稻埕的貿易型態與傳統港市差異甚大。1872年，為了經營茶業，有五家洋行陸續在大稻埕設立據點。又出現媽振館居間仲介經營。 媽振館，又作馬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