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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斯沃尔德案：保障避孕权之战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或许不能想象，在五十年前的美国，曾经有几位医生因为“为已婚人士提供避孕指导和建议”而被捕。1962年1月2日，康涅狄格州更是认定两位医生犯有“教唆他人避孕”的罪行。此案直到3年后，才由联邦最高法院“平反”。这一判决因动用了宪法第九修正案而被称为又一次的“法官造法”，成为公民权利发展的关键事件。 　　因“教唆他人避孕”而被认定有罪 　　因为“提供避孕建议”而被捕的医生名为格里斯沃尔德（Griswold）。这位医生是康涅狄格州（以下简称康州）计划生育协会的执行主任。他是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亦是“计划生育协会”的主任。他和他的同事布克斯顿医生（同样为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自1961年起，开始以“计划生育协会”的名义，为已婚人士提供有关避孕方法的指导和建议，还为妇女进行体检并开出最佳的避孕器具和药物，以供她们使用。他们的服务一般是收费的，不过也有一些人获得免费服务。 　　两位医生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无可厚非，在当时却违反了康州的两条法律规定：一条是1958 年《综合法典》第53条第2款：“任何人，为避孕而使用药物、医疗器械或工具的，应被处以不少于50美元的罚款或60天以上1年以下的监禁或同时处以罚款和监禁。”另一条是该法典第54条：“任何人，协助、教唆、劝导、促使、雇佣或命令他人犯罪的，可以像主犯一样被追诉和惩罚。”据此，1962年1月2日，两位医生作为共犯被认定为有罪，各被处以100美元罚款。 　　当时，美国社会不仅排斥避孕行为，而且大多数州制定了禁止避孕的法律。即使在民权运动时期，仍然有包括康州在内的17个州保留了禁止避孕的法律。因为，根据基督教教义，人类的任何生育控制行为都是一种宗教上的罪恶。而且人们隐隐担心，使用避孕手段使人们享受安全的性爱，会造成性自由和性混乱，从而动摇传统家庭结构，破坏社会风气，并在某种程度上滋长不道德的性行为的发生。因此，一些保守的伦理和宗教人士也激烈反对避孕。 　　1872年，美国出现了第一个以反对避孕为目标的净化组织：纽约禁止卖淫协会。该协会的领导人物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倡导一场“净化”改革。他到首都华盛顿进行游说，要求国会或联邦政府通过法律对卖淫或堕落行为进行规范。国会于1873年通过了《康斯托克法案》，该法明确禁止卖淫，反对堕胎，也反对采取避孕手段。1885年，该协会成功说服22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了反卖淫法，24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特别禁止堕胎和避孕行为。 　　康州的立法正是《康斯托克法案》在该州的落地，也是当时社会观念的一种体现。不过，当时的康州，人们对于这两条法律的反感也在逐步升级。1961年的波诉厄尔曼案（Poe v.Ullman）即已挑战过相似的法规。一位名叫波的妇女，她生育的三个孩子都相继夭折而痛苦不堪，因此要求医生帮助她避孕，但是由于前述法律的限制，医生们拒绝了波的请求，于是波以该法条违宪为由提起诉讼，但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以此案“还未达到要进行宪法裁决的程度”为由驳回了诉讼。 　　尽管诉讼被驳回，但围绕波诉厄尔曼案展开的争论不断。许多学者和法官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州法将夫妻之间的避孕行为视为犯罪行为是不能接受的。由于州法认定避孕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所以州法实际上是允许州执法机关对夫妻之间最亲密的隐私行为进行调?恕⑷≈ず统头＃?这实际上是对个人隐私的不法侵害。人们对于康州这两条法律的正当性质疑不断升级，并为次年发生的格里斯沃尔德案做好了铺垫。 　　事实上，格里斯沃尔德案可以称得上是一起“蓄意谋划”的案件。1940 年代起，康州民权运动人士就极力希望州政府修改或取消前面提到的两条法律。他们游说州议会，但是，州内的天主教议员顽固而执著地反对，驳回了他们的动议。这一次，康州“计划生育运动协会”决定以公开违反该州“反避孕法”的方式来引起一场宪法诉讼。协会设立了纽黑文中心，由两位医学教授公开向已婚人士提供避孕指导。地方检察官很快注意到了这家诊所，并“不负众望”地提起起诉。两位医生在接受罚款后提出，康州的法律违反了宪法，先是上诉到康州最高法院，在康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后，进一步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就这样，这场不惮诉诸宪法来保障“避孕权”的战争开始了。 　　应当说，格里斯沃尔德案也只能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时期是美国社会的转型期，形形色色的新问题与新矛盾不断涌现，继而转化为对法律的新压力与新要求。隐私权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与法律背景中应运而生的一项新型法律权利。通过格里斯沃尔德案判决，联邦最高法院获得了一个创设和发展权利的机会。在他们看来，新型权利的确认，不仅能够满足特定群体对权利的需求，而且有利于消弭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缓和社会发展与法律变化之间的张力――同时，彰显司法机关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