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从未停止现代化.docVIP

起初，儒家学说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种，它不居于正统地位，西汉时，董仲舒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教训为鉴为适应汉武帝时代政治上统一的需要，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开两千年儒家思想为正统之先河，他以儒家宗法观念为中心，结合阴阳五行说，创造了儒家神学体系，它以天为本，以天意为取舍，提出“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主张，并主张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提出性三品说，同时，他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培养具有“明人伦”、“近义远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崇高的德性人才。以上各点，均可谓董仲舒对儒学及其伦理的现代化，是他开创了汉代的“新儒学”。 魏晋时期，儒家独尊的局面暂时被打破，佛教、道教、大行其道，三家互有斗争，有互有渗透，吸收、融合，三家都在起着变化，从三国时起，汉译佛经就增加了某些儒家的传统观念，尔后，儒佛两家在义理上彼此调合、融通的做法更加盛行。南北朝时，梁武帝儒佛兼信，儒家讲的三纲五常成为佛教的善恶标准，隋唐时，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趋势相当明显，特别是在唐朝，三教都曾得到过朝廷的大力支持。 唐初，李世民崇尚道教，因为道教的始祖姓李。武则天时，又大兴佛教，因为据说武则天是普萨转世，到唐朝后期，佛教的大发展与朝廷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对朝廷的政治统一构成了威胁，佛教的发展受到了朝廷的限制和打击，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下诏废佛。 唐末，朝廷废佛兴儒，使佛教在中国告别了辉煌，使儒学再度成为官学，宋代理学大师们，在继承儒、道、佛各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从哲学的高度对儒学进行了发展与再造。他们对儒学经典做了新的注释，定“四书”为学术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科目，把儒学再度推向了独尊，从唐末到清末近千年的历史，一直是儒学为主，佛道各家为从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思想家们吸收了道佛两家的精华，大大发展了儒家伦理。宋朝大儒周敦颐率先把道家的阴阳八卦之图纳入儒家，提出了“太极图说”。随后，张载又提出了“元气”的宇宙观，如此，即可以解释佛家的空，又可以解释道家的无。继之，二程即程颢、程颐两兄弟，又把“气”升华为理，并称之为“天理”，他们认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朱熹则师承二程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A、南宋朱熹承继了程颐、程颢之理学，以弘扬儒家伦理为核心，整合了儒道佛三家伦理思想，完善和创立了理学体系，如他视理为万物之源本，从而使儒家思想体系更具哲学化，并步入了成熟阶段，提高了层次。 B、他把“三纲五常”视为天理，主张修德之实在于去人欲，存天理。 C、他兴书院、授理学，以理学化了的“四书”为教本，培养治国治世之才。其实，在朱熹之前，并没有四书之说，但朱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挑选出来，列在四书五经之首，如此一举，就使儒家在哲理上和心理上能与佛道两家相抗衡，不仅提高了儒家的学术水平，并增强了儒家的正统地位。 D、他为白鹿书院订立的学规与教规，影响后世教育700多年。他提出了“五教”与“四要”的教育思想，这是一种创造。 所谓“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所谓“四要”，即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过改善。”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仅以上几点，就足以表明朱熹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理学体系亦可称为宋代的“新儒学”，这也是朱熹对儒学的“宋代化”或“现代化”。 从历史上看，正是程朱理学的教化，诞生了岳飞和文天祥这样的大臣。而封建统治者对岳飞和文天祥的尊崇，使明清两代出现了很多忠孝之臣，从而使明清两代的统治长达500多年，由此可见，朱熹对于完善封建统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朱熹之后，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对儒家伦理作出巨大贡献的思想家就是王阳明。 王阳明曾做过南京兵部尚书，并多次带兵镇压农民暴动。在镇压农民暴动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破山贼容易，破心中贼难。”为此，他积极倡导“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的学说。所谓“致良知”就是完善自我的身心修练。他说的“良知”，其实就是道家修练的“道”和佛家参悟的“心”，以及程朱阐述过的“天理”，因此，“致良知”的核心就是启发、启迪人心的一点灵明，这种见解是深刻地理解了佛家的参禅、道家的修道的基础上，借着孟子之学而提出的。所以“致良知”乃是王阳明对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挥。 他认为人生的一切都以心理活动为主，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在此基础上，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解释为割除物欲，致心良知，也就是为善去恶，正心诚意，在王阳明的倡导下，儒学转向心学。到了中国近代，从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到民国初的孙中山、蔡元培，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面对“西学”对“中学”的冲击，对儒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