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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近代我国金融文身 研究近代我国金融文身 导读：近代我国金融文身七旬的一品大员李鸿章。李鸿章的财政金融知识历来贫乏。直到“甲午战争”，才仓惶想到求借于洋人。他的洋务运动投资借款，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在靠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金融主张。　　比李鸿章年轻14岁的张之洞，同是代表着清廷中“有作为”之辈，他重复了历代官府惯用的伎俩，铸造分量欠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后的15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段以“改革”彪炳的年代，在政治、外交、经济、立法各个领域，新旧势力剧烈冲突，东西文明争锋斗法。 　　改革的首轮刺激来自甲午战败与1895年的《马关条约》，求变的呼声促使1896年李鸿章到欧洲诸国及英伦出访，第一次见识了金融在西方政经朝野的魅力。此后，改革又出现了两轮 ——1898年的“百日维新”和1901～1911年间的“十年新政”。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似乎在收窄，两个世纪以来与西方分流的经济演进，也掀动起合流的波澜。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变革的大背景下，现代金融观念在中国淬炼精进，新银行接二连三地建立，辅以一系列金融立法，铺就了体制建设的基石。 　　李鸿章的金融课 　　清政府对财政金融态度的转变，首先来自见识的开通，而这始于年高七旬的一品大员李鸿章。李鸿章的财政金融知识历来贫乏。直到“甲午战争”，才仓惶想到求借于洋人。他的洋务运动投资借款，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在靠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金融主张。 　　比李鸿章年轻14岁的张之洞，同是代表着清廷中“有作为”之辈，他重复了历代官府惯用的伎俩，铸造分量欠缺的金属钱币强制流通。因此，两江湖广造币局滥铸不已，政府中饱私囊，老百姓都遭了殃。所以对于建立在资本主义原则上的现代财政金融，他们第一是无见识，第二是反应晚，第三是行动缓。 　　从1850年开始，三只有形之手一直推动着清政府向金融靠拢，一是建立军事力量的资金需要，二是洋务运动的实业投资，三是巨额战争赔款的暴涨压力。直到第三只手猛击一掌，清廷中有识之人才明白：“富国强兵”不能仅盯住军事与实业，还必须要睁大眼睛，紧跟全球金银货币的动态。 　　这第三只手的一掌猛击，最感疼痛的就是国人深恶痛绝的“卖国贼”李鸿章。1895年他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承诺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以一人之身吞下“弱国无外交”的苦果。 　　1896年5月，李鸿章在日本中枪，身体尚未复原，政府又派他为致贺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的正使，出访英法德俄美。这一次出访，使他见识了金融在西方政经朝野的魅力。头顶大清国头等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公使）之衔，李鸿章其实心里明白，他真正的使命，是低三下四地去恳求列强，在财政金融方面对大清朝廷高抬贵手，以保佑对日失败后的朝廷能度过支付战争赔款这道鬼门关。 　　李鸿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与列强商议，将对华出口贸易税从5%提高到10%。当时大清的关税收入将近每年3000万两白银，为“赔偿”甲午战争，又背上了新债，未来二十年的海关税收都做了还款担保。 　　提高中国进口关税应当是内政，但是清政府却无权自主决定。原来中国的海关关税是1842年《南京条约》时确定的，抽五厘的税率已经五十多年没变过，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要提高此税率，必须得到签约列强的同意。李鸿章深知，这比与虎谋皮更难。 3 4 5 研究近代我国金融文身 导读：近代我国金融文身思想启蒙之作。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08年，大清学习日本的经验，改组传统皇帝御用的户部为政府度支部，户部银行遂改名为大清银行，进一步突出了政府的 银行集权，提升了它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威。　　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否定了传统小官府大自主的经济传统，政府成为金融业的大客户，金融权力也在向政府手中一步步集 　　然而，他不但低声乞求增关税，而且抱着更大的希望求英国救清排解“镑亏”。清政府自1870年欧美各国转向金本位后，一直在借金还银上吃银价下跌之苦。 　　英国人的回答，给李鸿章又上了一课。他们说，这固定汇率水平银行说了不算，首相说了也不算，这事得上议院辩论，但议员还是要听英国大商家的。英国商家当然要以英国的利益为重，固定汇率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哪国不是如此计算的？几句话，把李中堂噎得无言以对。 　　在伦敦时，李鸿章目睹银行之张扬，还收获了不少专业“知识”，比如汇丰银行借给英政府国债的利息只有2.5%，这比西方人借给清政府的利息低了一半还多。他恍然大悟，原来列强不只倚重洋枪洋炮，而且还是财源滚滚。 　　那些银行家们看上去彬彬有礼，其实大权在握，世界竟为之左右。回想起自己搞洋务二十多年，竟从未把西方银行看在眼里。 　　1896年底访英伦回国后，正赶上洋务派官员盛宣怀为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在清廷据理力争。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