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际金融话语权及中国方略.docVIP

　　简论国际金融话语权及中国方略 简论国际金融话语权及中国方略 导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和国际利益面扩大，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意识逐步高涨，诉求也日益强烈。同时，中国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关注不断升温，研究成果也相继涌现。但中国在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却面对多种困局。首先，综合实力的增强并没有使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得到相应的提升。其次，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国还难以撼动西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强势地位。最后，由于对国际金融话语权存在各种误读，中国需要对国际金融话语权做更深入、精确的理论解读和政策论证。 　　为突破相关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的困难，切实提升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本文以话语权为理论视角，综合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等理论与策略，研究了国际金融话语权的一般理论以及现有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格局，提出了提升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方略。 　　一、权力、话语与话语权理论 　　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权力意味着一个行为体支配另一个行为体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权力意味着强制力，亦包括说服力和影响力。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一国可以通过威慑、威逼甚至暴力等强制方式转变另一国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劝服、吸引、诱导等非强制方式对另一国施加影响。前者属于硬权力(hardpos)和社会实践(socialpractice)，它不再被看做是单纯的文献(书本、文本、叙述、汇编、手稿等)，而应被看做是档案或纪念物。不同的话语以不同方式构成主要的社会存在，将人定位于不同的社会主体(如医生、病人)，并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相互结合产生新的、具有复杂含义的话语。话语既有语言作用，也有非语言作用，它是“言语”、“语言”、“看”、“说”、“陈述”、“撰写或书写”和“商讨”有机结合的复杂体系，是声音活动(演说和对话)和符号活动(书写和商谈)的结合。福柯强调话语对观念的建构作用，认为一种观念可以在一个确定、完整的话语体系上重建；话语的完整性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行为，可以是有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因此，话语不仅被视为现实的镜子和表述的工具，更被看做是一种具备“行事(performance)”能力的社会实践。按照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劳(NormanFairclough)的观点，话语是指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他把话语视为由语境(context)、互动(interaction)和文本(text)三个维度构成的统一体，文本处于最底层，是互动的结果；而互动过程则以语境为社会条件。在费尔克劳提出的文本－话语实践(生产、传播、接受)－社会实践“三维模式”解释中，话语被看做是一种行为模式，以突出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构建功能。话语实践中的“生产”、“传播”和“接收”三个过程取代原来互动中的“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更能充分展现话语实施者和话语接收者之间的交际过程。20世纪70年代，随着由知识考古学研究策略转向系谱学研究策略，福柯的研究重心也从相互孤立的话语实践转向权力运作，开始着重阐述话语与权力(power)间的关系。福柯认为，话语是与权力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影响、制约话语形成与变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即“真理”就是知识凭借权力进入话语后形成的，正是权力决定了什么话语可以畅行无阻，什么话语寸步难行；另一方面，真正的权力又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和政府机构正是靠掌握话语(知识)来掌控权力的。1970年12月，在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的演讲《话语的秩序》(theOrderofDiscourse)中，福柯正式提出了“话语就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话语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发展的过程就是呈现，需要不断彰显，拥有话语权就拥有了彰显权力的平台，因此社会上所有的人都需要借助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寻求最大化的呈现和表达机会；同时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能保障话语者赢得社会地位，并由此获得利益。 　　在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进一步揭示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不仅语言的产生与权力紧密相联，语言的推广和传播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的教育制度如词典编撰、考试等都使官方语言合法化并将其向全国推广。重要的是，人类的每一次语言交流都体现了权力关系，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可被视为一次权力运作。反过来，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权力运作也都离不开话语的技巧。布迪厄认为，人类在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具有经济学作用上的“语言市场”，它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话语具有价格，而且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