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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建刚：作文革命 摘自《江苏教育》2011年第1期 我的教育人生经历 （一） 1991 年 6 月 19 日，我一生铭记的日子。 那天，我住院了。 消息从看望我的同学那里传来：拍毕业照了，毕业联欢了，喝酒了，哭着、闹着，大家散了。 我依然住院。夏的日头又燥又长。白色的床单，白色的大褂，白色的墙。多年后，母亲说，医生曾问她：你有几个儿子？ 母亲绝望地说有“两个”，医生眼里闪过一丝同情的希望。 我学会了熬药，学会了给自己打针，学会了给自己针灸。 一年后，我病蔫蔫地去村小上班。 村校长说：“小管，你教二年级数学和四年级数学。”我厚着脸皮和校长还价：“您看我这身体，能不能教一个班？ ”村校长挺为难：“村小，一个萝卜一个坑，教数学至少得两个班啊。 ” 第二天，校长给我答复：“小管，你教一个班，五年级语文。”老实说，我压根没想过教语文。语文从小到大，没出息过。 考师范，总分 640，我考了 584，总失分 56，光语文失了 28。 师范里，语文老师问我读过什么书。 我想了半天，初中看过金庸。看到什么程度呢，做梦都梦见那个一天到晚喊着“靖哥哥”的小黄蓉。 后面的话自然没敢说。张老师说：“不算不算，其他呢？”我又想了半天，前不久看过琼瑶。 看到什么程度呢，相思病都羞羞答答出来了。后面的话自然也没敢说。张老师说：“你要看名著，看巴金。 ”我真买了《家》，勉强看了 10 页，再没翻 11 页，不想看，看不懂。 算了，我做数学老师去。 几乎没犹豫，我一口答应教语文。 教一个班总比教两个班来得轻松，把身体养好，比什么都强！ （二） 教了两年书，养了两年病，身体逐渐硬朗起来。 1994 年春天，父亲和人办厂子，赚大钱。 大家很兴奋，东拼西凑了二十来万。 厂办起来了，人也招了，偏偏一个产品也“产”不出来。 几个合伙人成天阴着脸，少不得吵架，越吵越凶。 与其大家吊死在一棵树上，还不如让一个人死得干脆点、彻底点。 并给一个人吧。 谁要？ 谁也不要。 摸签。几个人都想，不见得我的手气那么臭。 摸！ 摸！ 父亲摸到了，摸到了二十万的债务。 父亲，地道的农民，贩过点砖头、石子，父亲愁得一下子矮了下去。 我说：“爸，我帮你干。 ”干了三年，把压在心头的债务清了，一家人的脸上有了笑意。 我想过辞职，想好好做生意。 母亲说，万一将来你身体不好，没了公费医疗，跳黄河？ 黄河那么远，死都来不及！ （三） 1998 年，我对自己说，好好做你的老师吧。 1998 年，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村小教师。 我用心做了 10 年，2008年， 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 我忽然明白，“十年磨一剑”，不是什么励志的话，而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 我的作文教学革命 （一） 1998 年，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两件大事。 二月里，心血来潮的我写了篇《三月》，信手寄给《吴江日报》。三月，办公室的王老师，拿了张《吴江日报》，满眼狐疑地走来：“小管，这《三月》是你写的？ ”我一瞄，是。看着王老师的眼神，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再发一篇。 四月，王老师又拿了张《吴江日报》，兴冲冲地走来：“小管，这《四月》还是你写的？”我一瞄，是。我暗自较劲，要再写出个《五月》来。 《五月》《六月》 发表后， 同办公室的老师看我的眼神，变了。 《七月》《八月》发表，8 月底去中心校开会，校长看我的眼神，变了。 我把十二个月写完了，发表了，老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1998 年，江苏省第 10 届“教海探航”征文颁奖活动在吴江举行。 很庆幸，作为村小教师代表，我参加了颁奖会。似乎命中注定，我居然和全省最年轻的、当时我们吴江小学里唯一的特级教师—薛法根，同住一间房。晚上，房间挤满了人，找法根聊语文。我第一次感受到，做老师也能如此激情飞扬。 看着只比我大五六岁的法根，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二） 我从小怕作文。《三月》，不过三百多字，不是它短小精悍，而是—后来编辑告诉我，那天，版面上有个小窟窿，《三月》填上去，正合适。 我对写作有了兴趣，那是前方有个“发表”的果子，诱着我。 我恍然，没有发表的写作，是死的写作；有了发表，写作活了，写作的那个人活了，那个人从“发表”中获得了精神的力量。 已经注入了“教海探航”的血清的我，急切地想做点什么。 我想让学生愿写、能写，我想到了“发表”的力量。 别人办“手抄小报”，我也办，谁的作文写得好，发在“手抄小报”上。 “手抄小报”，容量太小，只能发五六篇；速度太慢，起初两三期，还行，往下，一拖再拖，拖到后来，连我都不想办了。 （三） 1999 年秋， 我调入了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有微机房，有印刷一体机。我的“发表”梦再次点燃：将学生的作文输入电脑，简单编辑，印出铅字的“班级作文周报”，人手一张，效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