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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基于中国30 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渠敬东　周飞舟　应　星 　:借由政治经济学所生发出来的社会学视角, 中国30 年改革历程可以分 三 个阶段: 改革最初的十年形成的是以双轨制 核心机制的二元社会结构;1990 年代开始的全面市场化及分 税制改革确立了市场与权力、 中央与地方以及社会分配的新格局;进入新世纪后, 行政科层化的 治理改革得以实行, 并成 推动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 由此, 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 一种技 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 从中可以理解 “中国经验” 的独特意味, 并洞悉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 挑战与机遇。 :总体支配　双轨制　分税制　科层制　技术治理 作者渠敬东, 社会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732);周飞舟, 社会学博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北京　100871);应星, 社会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 学院教授 (北京　102249)。 改革30 年, 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而30 年沧桑巨变, 30 年循序渐进, 30 年曲 折前行, 不 融入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记忆, 也要求我们运用历史理性去摸索和把握这30 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运行的机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 即是不再像 ① 前30 年那样沿循着某种总体性支配的方式, 或者通过群众性的规训、动员和运动来调动政治 和社会经济诸领域的各种力量, 而是为诸领域赋予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来释放基层社会的活力。 当然, 改革的不同阶段中蕴涵着不同的矛盾和困境, 中央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地方政府也 相应地改变自身的运作模式, 社会经济诸领域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和节奏, 并反过来成为改变 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 本文围绕一种由政治经济学生发而成的社会学视角, 来考察改革30 年来中央、地方政府及 社会经济诸领域之间在不同阶段所形成的结构关系, 以及彼此间相互激发、促生甚至形成矛盾 的复杂机制, 着重从 “双轨制”、 “分税制” 和 “科层制” 出发来讨论改革不同阶段的主要形态 及其运行逻辑, 以呈现出权力与市场、 资本与劳动、支配与治理交互连带、 限制和转化的关系, 从而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成、 运行和发展的辩证规律。 ① 本文所谓 “总体性支配” 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前的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 即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 要资源, 这种资源不 包括物质财富, 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及信息资源。参见孙立平、 王汉 生、 王思斌、 林彬、 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 1994 年第 2 期。 ·104 ·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1978—1989 年 1978 年, 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中央的改革方针一改通过总体性 支配来实现工业化积累或通过群众动员来克服该体制之缺陷的思路, 而是通过调动、 激发基层 民众的活力来塑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改革最初的十年间, 这套办法的核心机制, 即是在农村家庭、 国有企业和地方财政诸领域普遍推行承包制。 　　 (): 1.农村与城市的承包改革 这场改革的起点, 是从改造农村基层组织的生产关系入手, 打破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改 革通过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不 拉近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 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更为关键的是, 它重新使农民回到家庭经营的结构中来, 使家庭代 替了生产队而重新成为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包产到户” 虽没有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 构, 却恢复了农村基层的生产关系, 使农村社会生活乃至伦理关系回归到常规的形态中。 “包产到户” 改变了新中国建立后前30 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 从农村征收 “暗 ① 税” 来加快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方式。 农业生产的复苏不 一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而且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