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与学术,民国大师的道术变迁参考资料 .doc

气节与学术，民国大师的道术变迁 主讲嘉宾：周质平（作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耿云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要点1】气节与学术就是知识分子和当道的态度。我们且将知识分子区分为硬骨、软骨和媚骨，以硬骨著名的梁漱溟，以软骨著名的是冯友兰。以气节来论人非常残酷，但是这又恰是中国的传统。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研究，是20世纪第一人，但是这样的地位却很少被人提及，他的气节问题常被后人诟病。 【要点2】冯友兰在其绝笔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到“哲学只是一种概念的游戏”。我们在批评冯友兰善变、多变的时候，要找他思想上的根，这个就是他思想上的根：哲学是为我服务，不是我为哲学服务，我们学哲学是提升人生境界，是为了享用哲学的概念，这个是冯友兰和传统中国哲学家、理学家在概念上很大的不同。 【要点3】中国人不但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沉默的自由，哪一个自由是更急迫的，我们总觉得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其实最基本的是有沉默的自由，不说话的自由。所以胡适对冯友兰、周一良等在当时悔改和认错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无限的同情。胡适从未用一种气节来论人，用气节论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理杀人，以法杀人已经非常可怕了，以理杀人更加可怕。 【要点4】“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思想最根本的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个性主义，一个是世界化。胡适说要有独立的观察分析，人要充分的独立，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和创造性。 主持人（马勇）：欢迎大家来到腾讯文化燕山大讲堂和九州出版社举办的读书沙龙活动。我是马勇，今天来的有周质平老师，社科院的耿云志先生。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周老师是普林斯顿的大学的教授，在中国、美国、台湾长期居住，在美国居住了40年，在中美交流上的贡献非常大，并且周老师是在近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也有非常大的贡献，特别是是对胡适、林语堂、冯友兰的研究，像胡适英文的文稿我们能够看到的差不多都是他研究的。耿老师是我们社科院的研究员，耿老师在中国近代史宪政史、民国史、思想文化史都做出了非常的贡献和研究。 周质平：谢谢！我的新书《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中国近现代人物面包括林语堂、冯友兰、胡适、赵元任、余英时先生。第二部分讲的是中国语文的改革，在海峡两岸引起争议比较多繁简字的问题和世界语的问题。世界语在国内都是持非常正面和肯定的态度，从19世纪末一直到现在，世界语在中国非常活跃，，它的英文名是Esperanto，但是在美国知道的人很少。第三部分是我在海外一些杂感，围绕着中国文史的圈子所 写的一些文字，这本书是我多年来文字的积累。现在能够有机会在北京和国内的读者见面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70年代研究胡适并非易事 耿云志：谢谢各位！我跟周先生相识在1988年，已经25年。我们相识的原由就是因为对胡适的研究，我后来组织了许多胡适研究的活动，他非常的支持，从1992年北京饭店的聚会，几乎都参加，对我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周先生对胡适的研究贡献很大，20多年来从事胡适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的整理工作，卓有成绩。特别是胡适英文文献的整理方面是其他人无可替代的《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这个视角非常的贴切。这里面讲的都是学人，学人对现代事物的敏感度比一般人要强的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学人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历经的道路不一样，他们完成转型的程度也不一样，林语堂、胡适、冯友兰等这些人物对思想、政治、文化的选择上大家是差不多，都希望民主和自由。但是在担当上又不太一样，林语堂、赵元任他们只有选择没有担当，胡适这个人是有担当，并且有一定的使命感。不但选择自由和民主，而且终生为此奋斗，这个非常不容易。 胡适与梁启超是两位紧密衔接的两代学人。胡适自己承认受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两个人在中西文化结合创造新文化，完成了中国文化的转型他们基本上一致。但是，路径却有很微妙的区别。我的感觉是，胡适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有助于现代化的科学成果。而梁先生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选择西方的文化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转型的成果。从理论上说殊途同归，但是实践上会产生很不相同的结果，因为，大部分中国人，无法做到像胡适先生那样，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选择中国文化，因为我们对西方的文化多多少少有些隔阂。胡先生不一样，胡先生一生从19岁到美国，71岁去世，有26年多的时间是在美国（西方）度过，有一小半是在国内，对西方的文化非常了解。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接受梁启超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胡适的就比较的难，大部分人对西方文化了解的非常少，甚至相当的隔阂，这还影响到个人转型的完成，以及家庭转型和生活方式的转型。梁先生从传统中顺利平稳的过渡到现代生活，他的子女们的教育都完成非常好，过去说“一门三进士”是非常了不起的，梁先生是“一门三院士”。胡先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