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消极影响”参考资料 .docVIP

浅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消极影响 许张红 (甘肃庆阳 陇东学院历史系 745000) 摘要：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全面，影响较大的一次改革。然而，经过改革国力达到鼎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分崩离析。对此，历来论者甚众，其说纷纭。笔者认为孝文帝在迁都洛阳，移植门阀制度以及定姓族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与北魏政权的瓦解乃至灭亡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北魏孝文帝 迁都洛阳 定姓族 门阀制度 消极影响 北魏孝文帝自登基执政以来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如均田制、三长制、官员俸禄制、迁都洛阳、移植门阀制度、定姓族等，其改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是一场规模浩大，比较全面的改革运动。以往论者对其作正面评价的较多。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孝文帝改革并未给北魏的政治、经济带来发达昌盛，相反，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北魏王朝便迅速分崩离析。这不能不说明孝文帝改革与北魏政权的瓦解之间没有关系。尤其是孝文帝在迁都洛阳，重新确立门阀制度以及定姓族方面所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对北魏王朝的衰亡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迁都洛阳的负面影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就已显现出其危害性，并在以后的年代中不断予以显现，最终导致了北魏国势的衰危。 (一)迁都导致了统制集团的分裂 南迁洛阳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前奏。孝文帝为了实现“华夏正统”的至尊地位，不顾鲜卑旧贵的强烈反对，借南征的名义想法设法完成了迁都洛阳的政治宏愿。但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于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求改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恰恰这种阻力来自拓跋内部，这就意味着其民族凝聚力的丧失。早在迁都之前，于烈就有“乐迁之与恋旧，惟中半耳”【1】（P738）”【12】之时,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六镇饥乱”就会像暴风雨一样来临。此时，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拉大到再也无法调控的地步，北魏政权面临的只有动乱与分裂。 二、移植门阀制度，引发社会矛盾。 北魏前期的用人路线是“任人唯贤”，但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下诏确定了门阀序列后，孝文帝的用人便基本上变为“先尽门第”了。从此，北魏上至中央，下至郡县都严格按照门第高低作为选官标准。北魏官场，清浊分流。凡入鲜卑八姓（即穆、陆、贺、刘、楼、于、稽、尉），汉族四姓（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者，只能做正员郎以上的清官，均不得授以低官和浊官。而寒门士人、鲜卑武人和代迁之人只能充任低官和浊官。官分清流，不得逾越。如史所载，显宗上言曰：“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13】韩显宗的上言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前代取士”，把士的才能，德行放在首位；第二，今之取士，首先看重的是其门第，郡望。由此可见，孝文帝所实行的这种门阀制度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确认汉族士族地主和鲜卑贵族在北魏社会上的特殊地位，赋予他们种种特权，并使之制度化。此项改革是在“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基础上进行的，根本没有触及胡汉贵族的政治特权，相反使汉人与代迁之人的社会地位受到贬抑和压制，从而激化统治矛盾。 （一）门阀制引起了北魏寒人的不满 当时寒人的地位已经上升，而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颁布门阀序列后，将寒人排除在门阀之外，势必引起寒人与门阀的矛盾。如“家世寒微，少孤贫”【14】的李彪，以其才学与梗直深为孝文帝信重，但由于他出身寒门，而被士族出身的饿官吏所看轻。大中正宋牟“与高祖私议，优以寒地殊不欲微相优假”。【15】在如士族出身的李冲，虽然曾将李彪“荐于魏主”【16】，但当孝文帝“车驾南征”，命“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合事”【17】时，李冲上表奏道：“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已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安己凌上……听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行，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贼。”【18】尽管孝文帝曾称赞李彪“吾之有李彪生，犹有之汉汲黯”【19】，但出于维护统治，缓和双方矛盾的需要，孝文帝不得已将李彪革职归乡。 李彪曾为其子李志求官于吏部郭祚“祚仍以旧策处之”。【20】这引起了李彪对门阀制的不满。“深用忿怨，形于言色”。【21】李彪为御史中尉时，“性又刚直，遂多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22】“豪右屏气”既说明李彪为官刚直，又说明豪右痛恨李彪。这些屏气的豪右不一定都是违法乱纪者，其中必然隐含着门阀制与事实上寒人地位提高的矛盾。寒人地位提高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孝文帝定姓族前后曾有许多寒人提任大中正。王仲兴“起自细微，至殿中书……为雍洲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