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两高三部”“两个规定”所体现的程序价值.docVIP

评“两高三部”“两个规定”所体现的程序价值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走上了“依法治国”之路，严禁刑讯逼供写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典，但是受口供主义的影响，刑讯逼供这一顽症仍时有发生，造成的错案时有显现，轰动全国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以及最近的赵作海案等等，都造成极坏的影响，司法公信力急剧下滑。其原因复杂，从刑事诉讼法学上来说，笔者认为是由于理念上重实体、轻程序造成的，在立法上只讲严禁刑讯，不讲程序制裁，即使真正搞了刑讯，所取得的证据的法律效力如何?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一次的“两个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历史上，完成了一个从“严禁刑讯逼供”的说教，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定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尤其在刑事诉讼法制方面，实现了对违法诉讼行为实行程序制裁的最终目标。“两个规定”的全部内容，字字句句凸现了程序的价值——只有程序公正，才能保证案件质量，才能达到实体正义之目的，正确地回答了实体正义与程序公正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两个规定”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