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听证式审查逮捕论——兼论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docxVIP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9月号质疑“听证式审查逮捕论”——兼论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郭松摘要“听证武审查逮捕论”的论证思路与方式并不足以证成听证方式在中国语境下更能促成 审查逮捕制度的合理性。我国目前司法资源的配置状况、逮捕的证明标准、审查逮捕制度内合的侦查监 督职能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实际听证能力，决定了在现阶段并不适合推行听证式的审查逮捕方式。审查 逮捕方式的改革，应当在客观认识审查逮捕制度运行效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司法语境与已有 的制度资源，进行有针对性地制度调整。关键词 审查逮捕制度 审查方式听证式审查 制度改革一、问题的引出学界对审查逮捕运作方式的异议由来已久。在部分论者看来，我国当前的审查逮捕方式具有书面 化审查的特点，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实体与程序权利以及制约批捕权 的行使。①因此，他们主张我国也应该按照域外法治国家羁押制度的运作模式，推行一种听证式的审查 逮捕方式。正如戴昕在评论学界对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关系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学者在这点上的论 证通常失于简略，几乎总以‘程序上的不正义必然为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这样激情昂扬却难以经受细 致推敲的断语取消了迸一步的讨论的可能。”②同样，主张听证式审查的论者们在此问题上也无不如此： 话语中透露的法治激情与批判意识，让人觉得除了采纳听证式审查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其 实，相对于逮捕决策而言，无论何种方式都只是一种具体的案件处理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听证式审查 的正当性并不绝然构成否定其他方式的理由。暂且抛开听证式审查逮捕是否可行的问题不论，就这些论者所持的论证思路与方式而言，也不足以 证成听证式审查在中国语境下更有利于促成审查逮捕制度的合理性。第一，对检察官而言，无论是听证 式审查，还是当前以阅卷为核心的审查方式，都只是一种案件信息摄取方式，两者区别可能并不如我们 想象的那样大。我们首要关注的应该是两者对案件处理所需信息的满足程度。第二，没有扎实的经验 事实作为支撑，单从价值哲学层面来否定当前审查逮捕制度的运作方式，特别是没有论证何种案件处理①从已有的讨论来看，无论是主张取消检察机关批捕权的论者，还是认同检察机关批捕权正当性的论者，基本上都认为应该按照司法 听证的方式来改革审查逮捕方式。前一类的代表性文献可参见陈瑞华：“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 郝银钟：“论批捕权的优化配置”，载‘法学1998年第6期；后一类的代表性文献可参见陈光中：“刑事诉讼法中检察权的合理配 置”，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4期；叶青、周登谅：“关于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的公开听证程序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 第4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仅认同我国检察机关批捕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且本文的讨论也是以此作为前提的。⑦苏力主编：法律与社会科学(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一125页。·66·万方数据质疑“听证式审查逮捕论”(8)2方式更能满足检察官案件处理所需信息量的情况下，冒然主张推行听证式审查并不是一种科学主义的 致思路向。第三，论者对当下审查逮捕制度并没有充分的感知，也没有形成客观的评价，相反更多的是 误读，但对听证式审查却抱有无限的激情与想象。这不仅不利于对问题本身的判断，也不利于对问题的 建设性讨论，甚至还会犯一种路线错误。基于以上初步分析，本文将在论证听证式审查逮捕方式在当下不具有可行性的基础上，回到我国刑 事诉讼的具体语境中来，从批捕权的正当化原理与审查逮捕制度运作的具体问题人手，讨论我国审查逮 捕制度运作方式的改革。二、为什么听证式审查逮捕方式在当下不具有可行性在全球化与法治化的背景下，任何基于规范法治立场的制度方案都具有路线正确的性质与问题解 决的功能主义潜质。但它们的实现除了要有适合的制度环境之外，还要有现实司法条件的支撑，而中国 这两方面的情况往往都让这些制度方案的功能主义潜质难以完全实现。①同样，目前在审查逮捕制度 中推行听证式的审查方式，也会遭遇同样的问题。首先，资源的限制，尤其是警察资源的限制。按照听证式审查的制度设计，提请逮捕的一方必须出 席由审查方主持的听证会，阐述逮捕的理由与证据条件，这在目前的司法资源状况下将遇到极大的困 境，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其一是警察人力资源不足以支持听证式审查的实行。听证式审查需要大 量警力资源的投入，而我国目前警力的具体状况难以满足。有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的警民比例约在 万分之十九左右(包括武装警察部队)，这不仅远远低于法治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② 尽管这些年警力有所增加，但由于发案率的逐年上升，警力资源仍然捉襟见肘，警察面临着较大的受案 压力。比如福州市从2002年到2004年，警察的人均受案数增长了50％，市区各派出所警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