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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视域下的诉讼调解制度 ——以张家界市法院民事诉讼调解为例 屈 平 （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张家界市427000） 摘 要：我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诉讼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将长期存在，传统诉讼调解缺乏规范性而被质疑。本文结合本地区民事诉讼调解实践，对民事诉讼调解存在的社会基础及回热的原因做出了分析，提出了规范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的对策。全文共七千余字。 关键词：和谐 诉讼调解 调解作为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已经实践了千年之久，从历史上看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就有调处解决纠纷的记载，到明清时期其发展已趋完善。虽然诸多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具有刑民合一、重刑轻民的特点，但是民事诉讼制度作为古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中国古代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就是调解，也即是调处。受该传统的影响，革命时期的苏维埃地区，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把诉讼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一种重要方式，当时实践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主要特点是贯彻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说理论法，实行审判和调解相结合，审判工作贯彻民主的精神。实行简便利民的诉讼手续，审判方式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这种方式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得到了空前的推广，甚至提出“调解为主，审判为辅”，“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等方针。新中国成立后，调解仍成为新中国法律制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主要传统之一。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基于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诉讼调解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形成了一个U型发展态势。目前诉讼调解制度虽然遭到学院派学者和法律专家的质疑，但其有着“定纷止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因此应进一步强化诉讼调解制度。 一、 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的社会基础 （一）诉讼调解的社情基础 诉讼调解, 也叫法院调解, 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 达成协议, 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从张家界市的社情发展态势来看，推行或是强化诉讼调解来解决纠纷是有着浓厚的基础的。张家界市地处大湘西，上世纪末因旅游发展脱离湘西自治州，独立为一个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级市。旅游经济虽然推动了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其民族心理和民族特征已经非常稳定。张家界人的伦理道德核心是以良心为本，山民们形成了重义轻利、谦敬明礼、敦实憨厚的品格，这为调解的达成形成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众所周知，无论道德规范的形成还是法律规范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为了调整利益关系的。张家界人在所谓的争斗（纠纷）中通常有争强斗狠的一面，但是所争的“强”和“狠”是“气”，也就是尊严，不是实际的利益。而诉讼调解的达成，多少是以双方当事人的某一方放弃部分权利为契机的。张家界人的这种品质就契合了诉讼调解的要求，那么在案件实际审理过程中找到这个关键问题，对症下药是很容易达成调解的。再次，张家界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就有采取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历史传统。就是现在农村，村民发生纠纷，并不是先急着见官或是对簿公堂。双方当事人会依照习惯，由一方当事人承头，摆一桌酒席，请家族或是宗族的长者，或是退休退伍的干部，或是本村组的书记组长来赴宴，让他们出面调解纠纷，而这些长者、离退及村组干部所作的调解决定，村民通常也会遵守。这种传统为诉讼调解的强势回归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见，诉讼调解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手段，在我市民事审判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是与我市的地区民族特征和基本社情分不开的。 （二）诉讼调解的实践基础 民事诉讼经历了重调轻判——重判轻调——调判结合的三次大的司法政策调整，但我市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一直比较平稳。我市是老少边穷地区，当事人的纠纷相对简单，当事人能力比较接近，操纵司法的可能性非常小，对法官比较敬畏，调解的过程相对单纯，容易达成和解。故而我市的调解工作发展态势平稳，近几年略呈上升趋势。以下是我市近三年的调解工作的简单统计，2008年张家界市中院调解率29%，慈利县为50.09%，桑植县为47.48%，武陵源区为38.83%，永定区为38.75%；2009年中院调解率为34.49%，慈利县为39.60%，桑植县为42.91%，武陵源区为46.86%，永定区为38.44%；2010年中院调解率48.27%，慈利县为38.82%，桑植县为44.03%，武陵源区为56.84%，永定区为41.17%。从案件的类型来看，侵权案调解率稍高，合同案件调解率稍低。 在推进诉讼调解制度解决纠纷之时，基层法院结合本地区特点，制定了一些适合本地区社情民意的制度，比如永定区法院的“三调联动”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民事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实施办法》；法官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创造性的办案方式，比如向恩林“背篓法庭”审判模式。向恩林，桑植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