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荣誉制度与勋爵制度 组图.docVIP

我国古代荣誉制度与勋爵制度 组图 中国古代的“国家荣誉制度”，通过对特定群体的褒奖，对全体臣民进行道德教化，借以建立王朝所需要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古代王朝的“荣誉制度”以皇帝或朝廷授予的名誉性称号为核心，辅以相应的实际奖励，用奖励来表现荣誉的价值。以唐代为例，比较典型的荣誉表彰有赐姓、对功臣“图形”(画像)以纪念以及旌表等。 　　中国历史上“国家荣誉制度”的实质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国家荣誉制度”?如果从现代国家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的，更多的“国家荣誉”来自于古代王朝的褒奖。 　　“荣誉”本应属于精神层面的褒奖，无关实利，如“荣誉博士”、“荣誉市民”之类。但因古代之“荣誉感”(实为受政权褒奖而产生之荣誉感)本就缺乏纯粹的超越性，又属于稀缺资源，故享有此资源者往往因此而获得赢取利益的机会。当然，脱离实利的荣誉并非全然不存在，但从整体而言，若无实利作为支撑，对荣誉的关注和推崇很难长久维持。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观念中对政治、经济等实际利益的重视，也使得“荣誉”无法纯粹化。正基于此点，中国古代的王朝在操作上习惯于将荣誉称号与实际奖励相结合，就像商鞅为取信于民而以重金诱之一样，先诱之以利，方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古代的“王朝褒奖制度”(或者我们姑且称为“国家荣誉制度”)，目的是通过对特定群体的褒奖，对全体臣民进行道德教化。褒奖只是手段，引导官员与百姓效仿被褒奖者，建立王朝所需要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才是目的。所以，古代王朝的“荣誉制度”，是以皇帝或朝廷授予的名誉性称号为核心，辅以相应的实际奖励，用奖励来表现荣誉的价值。 有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封爵、散官、勋官、旌表和赐姓都属于“国家荣誉制度”(张树华、潘晨光《中外功勋荣誉制度》)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如果按照我们对“荣誉制度”的定义，封爵、散官、勋官都属于政治层面的内容，行政意义与政治意义远远大于褒奖意义。而且，封爵本身包含对宗室的封赐和对大臣的封赏两部分，宗室未必有功，封赏大臣时也并非全然是对功劳的表彰;散官和勋官带有品级化的特点，更偏重于对官员品级的确认而非功勋的奖赏。相比之下，只有旌表与赐姓的荣誉色彩稍浓一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会”，说到底，还是对中国古代“国家荣誉制度”定位不清所致。 　　唐代“国家荣誉制度”解析 　　让我们暂且以唐朝为例。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在一道褒奖太原起兵功臣的诏书中就明确表示：“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他认为对起义首功之臣的褒奖，应该是“别恩”，而不能是朝廷按照一定标准为大臣封官赐爵之举，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用封赐官爵的办法来褒奖功臣，那将扰乱官爵授予的正常秩序，即“旧典”。在这一思路之下，功臣们虽然也享受封官、封爵等待遇，但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因此他们的官爵并不比其他大臣更突出;他们获得的“别恩”，就是按照功劳大小，获得一次或两次不等的“免死”资格。李渊的这个做法，既保证了制度不被“别恩”所侵蚀，也用“免死”这一特权表示了对功臣的特殊恩赏。 　　除去对开国功臣这些特殊群体的褒奖，唐朝对臣民的褒奖有赐姓，有旌表，有赠谥号与赠官，有陪葬与附享，有“图形凌烟阁”进行纪念，以及仪仗方面的特殊褒奖等。在这些褒奖中，赐姓、对功臣“图形”(画像)以纪念以及旌表比较具有典型性。 　　唐代赐姓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为唐朝立下大功之人和对唐朝统治具有重大意义之人两类。对前者来说，赐姓体现了王朝的褒奖，因为他们多数是唐朝的臣子或归附为唐朝之人，因而赐姓表现了对他们效忠与立功的褒奖;后者则多数是周边部族的君长酋帅，他们向唐王朝称臣或出兵助唐，为了统治的需要，李唐朝廷赐他们“国姓”，既能拉近关系，又能表明他们是代唐朝皇帝管理边境，更多是策略上的考量，因而褒奖的用意并不很强。 　　唐初有一批因投附唐朝而被赐姓的大臣，比如割据一方的杜伏威、高开道、郭子和与罗艺，再比如一些因归附而使唐朝获益极大之人，比如李密手下的大将徐世勣。赐姓是对这些大臣的一种特殊奖赏，本身并没有任何实利，但暗示皇帝将他们视为“自家人”。这表示了对他们的充分尊重，也会有一个榜样的作用，让天下人看到唐朝皇帝求贤若渴、善待降将的胸怀。 　　有了这样的高姿态，唐朝皇帝希望看到的，是这些被赐姓者感恩图报、尽忠职守。的确，这些被赐姓者中，有一些此后就成为唐朝的中流砥柱，比如李密手下的大将徐世勣。 　　徐世勣早年和翟让一起为盗，后来迎接李密做这支地方势力的首领，因此深受李密信任。李密和王世充作战失败后匆促降唐，先前控制的地盘都在徐世勣手中。这片地域非常广大，当时徐世勣如果将其作为自己降唐的筹码，会换来令人瞠目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这些州县名录与君民户籍簿交给李密，将进献土地人口的功劳让给李密。此举令唐高祖李渊惊叹，认为徐世勣心地纯厚，为他赐姓李氏，并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