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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的历史经验看：为什么人民币应该钉住美元作者:罗纳德·麦金农?? 　　关键词：人民币 升值 汇率 　　从1994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一直将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在8.28的水平，此后也仅允许小幅、谨慎的升值。相对其它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积累了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结果中国面临着美国要求进一步升值人民币的压力。尽管升值并不会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但是会有降低名义利率的威胁——正如1978年至1995年的“日本冲击”（Japan Bashing）和日元升值的经历。由于日元过度升值导致的通货紧缩以及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使日本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迷失的10年”。这也可能发生在新世纪的中国。 　　从“日本冲击”到“中国冲击”(China Bashing) 　　上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美国结构性的财政赤字和极低的个人储蓄率导致日益严重的“全球失衡”，美国从世界各国大量举债以弥补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仅在199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美国的经常账户短暂地回到零水平，2006年美国的赤字已达GDP的7%。美元的债权国很多来自东亚的高储蓄率国家，主要是日本和现在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在制造业方面拥有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但是，从2003年开始，石油产出国亦开始变得重要。 　　东亚国家在制造业的贸易顺差以及相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导致了官方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主要以美元计）。这导致欧洲和美国的重商主义者对亚洲国家不断施加升值货币的压力。尤其是中国这样的高储蓄率（相对其投资而言）国家，在2005-2006年承受了来自他国的巨大压力——外国普遍认为货币升值将会减少中国的巨额贸易（储蓄）顺差。 　　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上世纪70年代至1995年日美之间的摩擦非常相似。日本制造业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不断扩张引起了众所周知的名为“日本冲击”的政治现象。结果，面对美国贸易制裁的威胁和升值日元的要求，日本政府同意对特定出口产品实施“自愿”限制出口以及允许日元升值。从1971年8月的1美元兑360日元到1995年4月的1美元兑80日元的最高峰，McKinnon和Ohno(1997)证明日元的巨幅升值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泥潭和零利率陷阱，但是并未减少经常账户顺差（以占GNP的比例来衡量）。出于对日本经济下滑的担心，美国财长罗伯特 鲁宾宣布了强势美元政策，此后“日本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停止。尽管美国的政策有了可喜的变化，但是对挽救“迷失10年”的日本而言却太晚了。 　　1978年至1995年的“日本冲击”发生于日本保持美国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的时期。日本当时是美国最大的产业竞争者——不仅在重工业,如钢铁、汽车和机械设备，同样在高科技领域，如彩电和半导体行业。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威胁通常是在短期内针对某一特定领域。日本通常会连续短暂限制在钢铁、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出口，但伴随特定产业争端的更广泛的日元升值的效应，却不是暂时的——它导致了“日元升值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the ever-higher yen）（McKinnon and Ohno,Ch.1）。 　　新世纪，历史在重演。“中国冲击”正在取代“日本冲击”。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微乎其微到2000年与日本持平，再到2005年2倍多于日本——目前已经超出了美国GDP的1.5%。 　　与先前日本涌入特定美国市场的高端制造业不同，中国的出口更的得是在中低端产业。中国已经成为消费品成品的主要出口国。大多数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并不高，因为资本、集合配件和很多工业原料包括最基础的矿产和石油产品都是进口的。中国仅仅如一面镜子般反映了储蓄赤字的美国经济从全球进口的现状。日本、德国以及一些更小的东亚国家对中国都有贸易顺差，但是每到圣诞节，美国家庭打开礼物时看到的都是“中国制造”的标签。虽然消费者获得了好处，但是生产商们指责美国的制造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减少了工作岗位。“中国冲击”的后果更注重于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先前对日本的特定行业保护主义。 　　美国对中国的官方压力主要以两种形式展开。首先是美国国会2005年3月提交的议案：如果人民币不大幅升值，就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强征27.5%的关税。这将严重违反美国的WTO承诺。如果该议案通过，它将于1971年8月的“尼克松震动”（Nixon Shock）非常相似。当时，尼克松对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强征关税——包括日本，但除了中国——除非同意在1971年12月升值本国货币。但是，中国于2006年8月和9月加快了升值步伐，参议员舒默和格雷汉姆同意撤销了提案。但是2007年，他们威胁如果中国不进一步改革外汇政策，他们将提出更符合WTO要求的提案。 　　第二，每年五月，根据美国公众法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