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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技术标准法律制度的确立与演进 　　如果单纯以成文法律规则为视点来考察中国的技术标准，可能会导致一种静态的、失真的描述。因为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都是在诸多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因素的制约与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是以一个个动态的事件链条为基础的“活的”社会系统。某种意义上，将法律制度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来探索历史在制度产生、存在与变迁中的作用，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理解制度和制度变革的方法[1]。在此，笔者将通过经验性的描述和整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技术标准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迁，进而对中国技术标准法律规范迥异于西方的形成和演进过程有一个更为具体、直观的理解和把握。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技术标准法律制度：1949—1977年 　　1949年10月，由副总理陈云主持的政务院经济委员会成立了中央技术管理局，下设标准规格处，开始组织标准的制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指出，为提高和保证工业产品的质量，要逐步制定国家统一的技术标准，设立国家管理技术标准的机构[2]17。1955年7月27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指出，标准化是对工业的原料、产品、生产过程、技术条件和质量要求等方面的各种要素作统一规定，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技术政策。其中，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应以国家法令颁布为国家标准。要成立国家主管标准的机构，根据中国工业发展的具体条件，参照苏联国家标准，逐步统一制定中国国家标准[3]。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非常重视食品卫生、药品、劳动保护等风险领域的政府规制的，如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就以(53)卫防字第253号文件颁布了《关于统一调味粉酸钠标准的通知》，以及(52)卫防字第106号文公布实施的《清凉饮食物暂行办法》，1954年还公布了《食品中使用糖精剂量的规定》等。1949年11月卫生部召集在京有关医药专家研讨编纂药典问题，1953年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药典，即《中国药典》。这个时期标准在形式上的特点是：标准的制定和颁布往往是为了适应工作的急需，并不拘泥于颁布的形式，有的以单项标准的形式颁布，也有的附随在相关部委颁布的文件之中。这些标准的内容都是在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制定的，有些标准就是直接从苏联的标准中翻译过来的。这一时期由各主管部委制定的各种类型标准及技术条件200余个[4]，为中国标准体系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1956年中央决定成立国家技术委员会，负责主管全国标准化工作。1957年初，又成立了国家技术委员会标准局。国家技术委员会提出，将标准分为国家标准、部标准、地方标准和工厂标准四类，这构成了中国标准规范体系的雏形[2]24。1958年4月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办的杂志《标准化》创刊，1958年12月标准局推荐的《编写国家标准暂行办法》在全国实施。 　　1958年大跃进时期提出，“在1959年内或1960年基本上建立中国标准体系”，制定标准要“土洋结合”，要把“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开展标准化工作的根本路线和方法，等等。这些主张违反了技术标准体系的自身规律，以致标准制定工作受到一些影响。在1960年冬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之后，标准化工作有了转机。1961年4月22日国务院第110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暂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1962年11月10日国务院第120次全体会议又通过了《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一切正式生产的工业产品，各类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由国家收购作为工业原料的、出口的以及对人民生活有重大关系的重要农产品，都必须制定或修订技术标准。”该办法对技术标准的范围、性质和目的，制定和修订的原则、方法，审批和颁发的程序以及贯彻执行的要求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技术标准的制定、修订和执行事实上都处于停顿状态。1970年7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合并，由在中国科学院业务一组中只设三人的标准组来负责技术标准工作。在1970—1972年这三年时间里，颁布的国家标准分别仅有69个、2个、14个[2]38-40。直到1972年后，周恩来、李先念等领导先后对汽车、化肥、食品罐头、药品等的质量问题作了多次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将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当务之急，技术标准工作才开始恢复。1972年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计量局，由中国科学院代管，相关部委的标准工作也陆续得到恢复。 　　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间里，强调的多是标准的技术特性，强调将标准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微观经济进行管理、对产品质量加以改进的重要管理手段，很少有从法律学视角分析标准性质的论说。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按照产品分类，将各种企业置于新成立的各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