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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影响下的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文学观 黄 开 发 虽然留日时期周氏兄弟的文学观属于晚清文坛的边缘话语，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却是从晚清到“五四”文学观念的逻辑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并且，他们后来带着这一时期的知识积累和对文学的体认参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其文学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民族主义的诉求与建立纯文学观念的意图结合了起来，具有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的特点。本文主要关注周氏兄弟的文学观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话语的形成接受了怎样的中外影响，并试图从影响的角度对其特征、意义进行更准确的阐明和历史定位。 一 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思想是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是其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说表达的是民族主义的诉求，所以要理解他们对文学的认识就离不开他们民族主义的思想语境。 世界的现代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形式的竞争时代，而民族主义正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动力。周氏兄弟的民族主义是在晚清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重危机中产生的，他们以对晚清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挑战者和批判者的姿态出现，指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根本出路所在。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他们都把人的精神个性看作中国落后的症结。 在周氏兄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其逻辑起点，他们据此批判晚清的各种改革方案和措施，并提出自己的由改造国民精神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主张。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唤醒国人的觉悟，改造国民的精神呢？他们都强调了“心声”或“精神”的重要性。着眼点相同的“心声”或“国民精神”是他们当时各自最重要的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的逻辑线索。鲁迅说，文化流传后世的，莫过于表达“心声”的文事。有感于中国现实“心声”的寂寞，为了改造国民精神，他要“别求心声于异邦”，评介那些“摩罗”诗人。同样，“国民精神”是周作人文章的逻辑线索。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特色在于其“立国之精神”。精神为体，质体为用，质体灭亡而精神能再造，或者质体灭亡而精神不死，没有精神萎死而质体独存的。像鲁迅一样，他想他想借助文学来改革国民精神；所不同的是鲁迅通过介绍“摩罗”诗人来表明所要提倡的文学，周作人则对这种新文学加以理论上的阐明。在《哀弦篇》中，周作人又呼唤“心声”。他引用泰纳的艺术“三要素”说来说明“国民文章”反映了国民的心声和特色，并要以此“介异邦新声，宾诸吾土”。周作人在对文学的理解、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甚至取材上都与其兄十分地一致。 在周氏兄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与进步、个性解放、自由意志等西方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民族主义称为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当然，西方的启蒙主义有个性和理性两个基本的支柱，但在二者的关系中，个性解放具有前提的性质。在西方，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是文艺复兴的产物，理性则是在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运动中确立起来的社会生活原则，用以调节个性解放带来的诸如道德沦丧等方面的问题。显然，周氏兄弟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前现代时期，摆在他们面前的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唤起国民建立在个性解放基础上的觉醒。他们的文艺思想属于浪漫主义的，而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说法，西方语境中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带有美学现代性反抗资本主义的世俗现代性的倾向；鲁迅还受到了以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哲学家的影响，唯意志论哲学又明显地表现出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但这些并没有在周氏兄弟思想中构成与启蒙主义价值观中理性原则的冲突，只是强化了对个性的强调。鲁迅并没有完整地接受唯意志论哲学家的思想。 鲁迅和周作人都接受了与科学、道德分治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文学观念，他们所说的“文章”不同于传统，指的就是纯文学。《摩罗诗力说》与《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主要通过评述范例表明一种对文学的态度，较少对文学的理论的阐述，后者则有对文学本体和功用的完整的论述。 许寿裳回忆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时，鲁迅表示不赞同老师的杂文学观念：“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周作人明确地摈弃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夫言文章者，其论旨所宗，固未能尽归唯美，特泛指学业，则肤泛而不切情实，亦非所取。惟其义主折中而说近似者，则如近时美人宏德（Hunt）之说，庶得中庸矣，宏氏《文章论》曰：‘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还说：“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美国不大著名的社会历史学派文论家汉特（Theodore W. Hunt）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