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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中道德思想对新时期师德建设启示 　　摘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道德具有历史性与阶级性。师德即教师的品德，具有历史性与阶级性。新时期我国的师德要求主要表现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些师德要求已被赋予新的内涵，体现了新时期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反杜林论》；道德思想；师德建设 作者简介：王飞（1982-），女，江苏扬中人，南京工业大学环境学院团委书记，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1816）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正式组织管理与非正式组织管理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1SJB880091）、南京工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课题“提升高校学生组织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SZZD2011016）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5-0162-02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一部伟大著作，其中批判了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的思想体系，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反杜林论》中关于道德的论述鞭辟入里，意义深远，对新时期师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道德具有历史性与阶级性 道德具有历史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1]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不存在永恒的、终极的、不变的道德规律。例如：“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1] 道德对经济基础具有绝对依赖性。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道德取决于经济基础，同时又服务于经济基础。“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 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道德具有阶级性。“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1] 二、师德的历史性与阶级性 师德即教师的品德，是“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中所依据的准则、规范及其应有的行为品质的总和”，[2]是教师素质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具有历史性与阶级性，因此，作为教师的品德，师德具有历史性与阶级性。 首先，师德要求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愿，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为旨归。“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在我国封建时代，师德要求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要求。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忠于封建君主、利于封建统治的封建士子，教学内容以“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思想为重点，教师的道德要求主要表现为忠君尽职、重礼守义、安贫乐道等。 在当今社会主义时期，师德要求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要求。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明确了人民教师的任务与要求，其中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第八条规定：教师应“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可见，教师不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还承担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任务。师德要求主要表现为以人为本、为人师表、乐于奉献等。 其次，随着历史的变迁，不同时期的师德要求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与特征。在我国封建时代，师德要求的重点在于传道。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到唐代韩愈注重的“传道授业解惑”，再到宋代朱熹强调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教师在传授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被提到最高位置。教师要能够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严格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传授封建伦理纲常、封建等级观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今社会主义新时期，师德要求的重点则在于育人。教师要能够担负起培育人才的重任，要能够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创新教育理念，改革教育手段。以高校教师为例，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教师要“提高师德和业务水平，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良好的思想